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重视政治的现实主义者

致力于海外传教，会员遍布192国

创价学会是教育学家牧口常三郎于1930年创立的，当初是“日莲正宗”的信徒团体。1951年，户田城圣就任第二代会长，在他的领导下，创价学会吸引了许多低收入群体的信徒，户田去世后，年仅32岁的池田接任了会长一职。当时的国内会员覆盖了140万个家庭。

随着池田领导的组织进一步壮大，学会与上层团体“日莲正宗”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1979年，池田被迫辞去会长职务，出任名誉会长，而最终学会与“日莲正宗”分道扬镳。

关系恶化之后，作为宗教家的池田在赢得信徒方面主要做了以下两点：一是提高自身权威，在日莲教义（日莲佛法）的范围内提高信仰上的独特性，使学会化身为“池田教”；二是设立海外基地，让创价学会成为将日莲佛法传到全世界的“世界宗教”。

其中，作为实现“池田教”化转型的措施，针对日莲的教义和信仰的理想状态，他加入了新的解释，建立了独特的信仰体系。为提升自身权威，他在国内与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福田赳夫等历代首相，在国外与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总统、南非的曼德拉总统等著名领导人都有过多次交流。

在这个过程中，处理对外关系时，他尤为重视的是中国。早在1968年9月，池田就在学会的一次集会上率先提出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学会内部早有公论，开辟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道路是池田最重大的功绩之一。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国家曾集体制裁中国，而日本在七国集团中率先尝试与中国改善关系，一个背景原因便是对华态度友好的公明党在池田的影响下推动了日本政府转变态度。

在“世界宗教”化方面，池田在退居名誉会长职务前的1975年，成立了负责海外传教的“国际创价学会（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并亲自担任会长。之后也长期担任会长。随着会员遍布192个国家和地区，“ikeda（池田的日语发音——译注）”这个名字逐渐蜚声全球。

组建公明党，进军政坛

另一方面，池田就任创价学会的会长后，于1964年组建了公明党，正式进军政坛。当时的日本社会，保守和革新两派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尖锐，大企业力挺自民党，工会支持社会党，在这两党的夹缝中，缺乏为中小企业员工和小商铺店主等低收入“平民”“群众”的利益代言的政党。

着眼于此，池田开始致力于创建组织。在组建了拥有“群众”基础的公明党之后，他提出了让“大众福祉”成为保障低收入群体生活的“安全阀”的这样一种主打政策。

同时，公明党还打出了“和平”之党的招牌。原本，第一代会长牧口在战前受到军部迫害，不幸被捕入狱，后来死在狱中，所以学会的初心就是“反对权力”和追求“和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学会最高领袖池田组建的公明党提出“和平”口号可谓是理所当然。同时，基于“反对权力”的立场，学会对自民党政治一贯持批判态度。

如果从其与政治的关系来回顾池田的一生，那么除了通过组建公明党“进军政坛”外，他还做出了另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与过去长期批判的自民党建立了联合政权。

建党以后，公明党在某些政策上曾与自民党进行过合作，但始终坚持在野党的立场。在1993年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的议席跌破过半数，公明党加入“非自民联盟”的细川护熙政权，首次成为了执政党。从此前的站位来看，这一步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自民党把时任社会党（1996年改组为社会民主党——译注）委员长的村山富市推上首相之位，夺回政权之后，便提出公明党与创价学会的关系违反了宪法第20条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着手要在国会上追究责任。然后又牵扯到了审议《宗教法人法》修正案的问题，并坚持要求池田以参考人身份（不同于证人身份，不强制要求真实供述——译注）到国会接受质询。最后虽然免于到场接受质询，但在公明党和创价学会内部，对政府盯住池田进行攻击的做法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危机感。

与过去长期批判的自民党联手

在这种情况下，自民党在1998年的参议院选举中遭遇惨败。参议院议席选举后成立的小渊惠三政权为了巩固执政基础，开始向公明党伸出组建联盟的橄榄枝。经过两党之间的政策磋商，公明党于1999年10月打着维护“政治稳定”的旗号，加入了自民、自由两党的联合政权。当然，这都是池田最终拍板决定的。

直到对方来试探结盟之前，公明党一直都在批判自民党，面对他们180度的态度大转弯，日本政界一片哗然。似乎池田优先考虑的是“保护组织”——相较于维持建党以来的政治路线，更重要的是保护学会免受政治权力的打击。由此可见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

之后，除了原民主党（2016年与日本维新党合并改名为民进党——译注）主政的3年零三个月外，自民和公明两党长期维持联合执政关系，直至今日。两党在选举方面也形成了固定的合作关系，在众议院选举的小选举区，许多自民党候选人通过叠加学会的组织票来击败在野党候选人。

成为执政党之后，公明党把维持联盟作为首要课题，在外交和安保政策方面多次采取了顺应现实的应对办法。小泉纯一郎政权时期，公明党配合推动了《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的出台，为战争时期向海外派遣自卫队铺平了道路。第二次安倍晋三政权时期，公明党同意政府变更宪法解释，并认为即使在现行宪法下，也可以允许有限行使集体自卫权，配合制定了从法律角度保障这一点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

2022年末，公明党同意了修改后的包括明确提出保有打击敌方导弹发射基地等设施的“反击能力”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支持政府在战后安保政策上做出重大转变。经过这一系列事件，其主张“和平”的金字招牌已变得黯然失色。

在外交和安保方面

2010年春季之后，池田再未在总部高层会议等公开场合露过面，组织的运营工作交到了第六代会长原田稔手中。随着池田的离世，创价学会名副其实地变成了以原田为核心的“集体领导体制”。尽管如此，曾是学会“象征”，并通过公明党拥有了国家政坛影响力的池田的去世，似乎仍会给公明党与学会的关系，以及公明党的政策带来微妙的变化。

这是因为，近年来创价学会的会员日趋老龄化，公明党的拉票能力持续下降。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许多会员感觉选举是一种负担，活动已经不再活跃。

在学会里，池田是“师父”，其他会员都是“弟子”。许多会员在选举时奋不顾身地支持公明党和自民党的候选人，完全是为了报答“师父”。如果是与“师父”无关的选举，那么会员的参与热情难免会下降。下一次众议院选举和参议院选举都是与“师父”无关的选战，如果公明党的得票数进一步减少，在政权内部的影响力恐怕也会下降。

另外，公明党与自民党结盟已有24年时间，围绕政策协调和选举合作等问题，学会内部对自民党的不满情绪日渐高涨。随着当年拍板决定结盟的池田“退场”，包括结盟的是非对错在内，学会内部迟早会出现重新审视参政问题的动向。从中长期角度来看，似乎很可能会朝着弱化政治参与力度的方向转变。

另一方面，观察结盟后公明党在政策上的应对可以发现，虽然在外交和安保相关政策上多次向自民党让步，但在内政方面重视“分配”，始终致力于扶助社会弱势群体。

池田去世后，原田会长等学会决策者如果要优先维持联盟关系，那就要在外交和安保政策上继续做出顾及现实的应对，而如果重视回归初心，那可能就要强化自方的主张。这一切都取决于原田等人的判断，何去何从尚无法预料。

相对于此，充分考虑社会弱势群体、重视“分配”的政策方针似乎不会发生变化。在选举问题上，公明党完全依赖于学会，即便是在池田去世后，两者的关系也不会改变。一个现实情况是，只要会员的核心群体是“平民”，那么在直接关系到会员日常生活的政策上，公明党就不能忽视学会方面的态度。

“政教分离”面临质疑

日本的许多宗教团体都会在选举时按照各自的判断支持特定的候选人，但拥有独立政党的宗教团体，创价学会是独一家。而且和自民党组建联盟之后，从“政教分离”角度在国会上讨论公明党与创价学会关系的情况就减少了。

同时，自池田不在台前露面之后成立的第二次安倍政权以来，学会高层与政权高层跳过公明党，私下在重要政策上进行协调的情况也日益突出，甚至有在野党揶揄称其为“自创（自民党和创价学会）联盟”。

借助池田非凡的领导力，创价学会发展成了一个超大型宗教团体，以学会为支持母体的公明党按照池田的决断成为了联合执政党，最后，公明党与学会的关系开始重新受到了质疑。当然，宗教团体成立政党，通过政党谋求以政策形势将组织的要求转化为现实，这是正当的权利。

同时，倘若由国民代表组成的国家政党专门为特定宗教团体的利益代言，这恐怕也难言合理。宗教团体与政党应该保持多大的距离才合适？两者之间理想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池田提出的这些课题，需要留待“后池田”时代的新班子来给出答案。

标题图片：北京师范大学授予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名誉教授称号，2006年10月7日于东京都八王子市创价大学（时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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