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首相安倍遇刺案判决，看日本应对邪教组织面临的困境

依检方求刑，判处“无期徒刑”

1月21日，在枪击事件发生约三年半后，奈良地方法院对被告山上彻也做出判决，依检方所求刑，判处无期徒刑。在刑事判决实务中，选择判处实刑时，判决结果与求刑完全一致的情况并不常见。法院之所以维持无期徒刑的重判，我认为有其特定理由。

首先，在于多项罪名的认定。被告除了杀人罪之外，还遭控违反《枪炮刀械管制法》（发射罪）、《武器制造法》、《火药类取缔法》及“损毁建筑物”等多项罪名。辩护团主张，被告自制的枪支并不属于《枪炮刀械管制法》或《武器制造法》所称之“手枪”或“枪械”，因此发射罪不成立，并就违反《枪炮刀械管制法》与《武器制造法》等指控提出无罪辩护。然而，法院最终认定这些罪名全数成立，导致辩方主张“即使重判也应限制在20年有期徒刑”的立场瓦解，量刑因而趋重。

其次，判决与求刑一致且科以实刑时，通常意味着法院认为被告并未反省或不具悔意。判决书指出：“尚难认定被告已充分意识到各项犯罪行为的危险性，以及造成一名被害者死亡之结果的严重性，难以认定其已达充分反省之程度。”

此外，被告山上彻也未曾向遗族安倍昭惠女士直接致歉，虽然曾口头表示歉意，却未见其在支付赔偿金等事宜有具体作为，这些因素可能也被纳入了判决考量。

被告的“成长背景”未获重视

第三点，辩护团作为核心主张的 “被告成长背景”，几乎未获采纳，这一点影响甚大。“即使对统一教或其相关人士抱持激烈的愤怒或报复情绪，但在现实中决意通过杀人行为夺取他人生命，并为此计划并自制枪械等犯案工具，此一意志决定，不得不说存在着巨大的‘思考跳跃’，难以认定被告的成长背景产生了重大影响”，换言之，法院以“思考跳跃”的说辞将罪行与“成长背景”的关联切割排除了。

然而，未成年时期遭受的虐待足以扭曲一个人的人生。在所谓“宗教二世”的受害诉讼中，最艰难的举证课题，正是要证明未成年时期遭受的虐待，即使在成年后仍会造成深远的精神伤害；而且纵使虐待行为已停止，但对于被害者人生与精神状态的其影响仍具有持续性。若能证明此点，通常损害赔偿额度会增加。

就本案而言，对统一教的强烈恨意，为何最终不是指向统一教或其相关人士，而是转向袭击安倍前首相？这究竟应该视为 “思考跳跃”，抑或某种“必然的结果”？这是判决的重要分歧点。结果，法院选择了“思考跳跃”的观点。这一点，我认为原因在于辩方未能立证“被告在未成年时期的统一教被害影响，不可避免地延伸到了犯案的时点”，换言之，也就是辩方未能传唤精神科医师或心理学者作为专家证人，从而导致了目前的判决结果。

与韩国搜查与解散命令之关系

此外，韩国统一教会总部所在地所受的搜查，是否也对日本的审判产生了影响，这一点也令人关注。

在韩国，统一教对于尹锡悦前政权的政界运作，已成为了调查的对象，过程中，检方扣押了被称为“TM报告书”的文件。“TM”之名，源于教团总部长期以来尊称总裁韩鹤子为“True Mother”（真之母）而来，据传该文件包含大量向韩总裁汇报与日本政治人物关系的内容。韩总裁已遭逮捕并起诉，若后续的搜索调查有所进展，亦可能进一步地揭露安倍前首相与统一教会之间的紧密关系。

2021年9月举行的教团相关团体集会，安倍前首相为何寄送了声言“向韩鹤子总裁表示敬意”的影像讯息？即至今日，前首相与统一教的关系仍有诸多不明之处，这一点也是值得留意的。想到如果统一教在日本政界运作的真相更早被揭露，审理走向或许就能受到影响。作为本应迫近事实真相的刑事审判，如今的结果实难拭去遗憾之念。

未竟之事不仅止于政界运作。即使事件发生至今经过3年半，统一教问题大半仍处于尚未触及的状态。

此次对于被告山上彻也的判决，很难想象会立即影响到针对统一教的解散命令请求诉讼。虽然东京高等法院可能在3月底前做出判决，但解散命令仍未确定，宗教法人的清算程序（对受害者的赔偿程序）至今尚未展开。倘若解散命令已经确定，并由清算人将统一教受害问题公示于大众视界，山上案件的审理或许会呈现不同的样貌。

“宗教二世”的救济政策未臻完善

前首相枪击案发生的当年底，政府匆促地制定了《不当劝募防止法》。然而其内容可以说主要是针对“劝募捐款”的受害，也就是着重于“宗教一世”的受害对策。以此案来说，该法只以被告山上彻也的母亲为救助对象，而对于“宗教二世”的救助几乎难以派上用场。即使就 “一世对策”的观点而言，针对让被告山上彻也的母亲等人入教契机的“隐匿身份传教”，法律亦仅止于规范“宗教法人应尽考量义务”，约束力显然不足。

《不当劝募防止法》在附则中明确记载“2年后重审”。但去年9月，消费者厅公布报告宣称今后将持续关注执行状况，现阶段无需修法，这等同放弃其应负的重审义务。面对消费者的受害问题，本应延伸至对于陷入穷困受害家庭的援助对策，但消费者厅并不打算履行这一职责，因此，若要救助如同被告山上彻也这样的二世受害者，目前仍旧极为困难。况且至今亦未见到《儿童虐待防止法》之修正，而虐待受害的精神慰抚金基准也过低。

建立“外国代理人登录法”

关于渗透日本政界的问题，政府与国会的检讨同样迟滞不前。事实上，围绕着《反间谍法》之制定而终获讨论的法案《游说者规制法》，具体而言便是“外国代理人登录法”。

此法旨在防范海外势力渗透日本政治，尽管《反间谍法》作为一般法的利弊得失尚存在讨论空间，但在欧美国家也将制定“外国代理人登录法”视为必要。统一教正是典型的“外国势力渗透日本政界”的问题。在美国，正是由于外国代理人登录法的存在，成为了1984年统一教教主文鲜明因逃税获罪入狱的契机。

此外，若韩国能更早针对统一教的贪腐问题展开调查，或许安倍前首相便不会录制那段影像讯息，也未必会发生枪击事件了。思及此处，仿佛一连串不幸彼此连结，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串不幸的连锁反应。

若日本未放任受害者救助对策长期空转，日本统一教信徒的资金，或许也不至于会以近似洗钱的方式，被使用于日本与韩国的政界运作。从这一点来看，日韩两国在防制洗钱方面的法制制定与充实，至关重要。

若进一步反思，任何对策的前提皆必须正确认识“邪教现象”。基本上，邪教问题如同法国“关于邪教性偏差的10项基本判断指标”所指出一般，在任何国家都会引发“受害者救济”与“政治渗透”的问题。

奥姆真理教事件以来“空白的30年”

然而，日本自经历1995年奥姆真理教事件以来的30年之间，反邪教对策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这正是导致当下日本仍不断出现因邪教性宗教团体而受害的原因。为何会发生事件？如何才能避免未来再次发生？对此探问，日本至今仍未提出自己的答案。

日本应参考以法国反邪教法为首的各国法制。“宗教二世”的受害至今仍然在潜在生成和持续积累，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人权议题，不可继续置之不理。

首相高市早苗于1月23日解散众议院。外界私下传言，此次解散亦带有避免因刚出炉的山上彻也判决，再度炒热自民党与统一教关系的用意，不过我反倒认为，此时解散，反而能更加聚焦检视统一教问题。反邪教对策之所以长期“空白”，包含媒体在内的整个社会也有责任。我们通过此次选举，或许正好可以重新拷问奥姆真理教事件以来“空白的30年”。

标题图片：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前统一教）相关团体“天宙和平联合”（UPF）2021年9月举办活动之际，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与美国总统川普以影像方式出席（UPF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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