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皇位继承的“女人禁制”，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

忽视本质问题的“立法部门集体意见”制定工作

与日本国宪法同日（1947年5月3日）施行的《皇室典范》从未进行过实质性的修订。但自民党在今年2月大选中取得的压倒性胜利，这成为了推动典范修订工作的助推剂。

4月，在众参两院正副议长的呼吁下，跨越朝野各党的13个政党和会派的代表在时隔一年之后重新开始举行磋商，至5月前所有政党和会派都提出了意见。接下来，众参两院正副议长最快将在6月中旬以前整理出“立法部门集体意见”方案提交给政府。政府将向国会提交基于这份意见方案拟定的典范修订案，计划在截至7月17日的国会会期内通过修订案。

近段时期，民间“期盼爱子天皇”的呼声日益高涨。或许因为在国民感情上，天皇的皇位传给长女爱子公主，传给直系第一位子女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目前设想的法案修订计划得以实现，那么迎接“爱子天皇”的道路将被彻底堵死。

长期以来，朝野各党磋商的对象是两个方案，一是女性皇族结婚后继续留在皇室，二是将皇族父系男性后裔的子孙作为养子迎进皇室。现行的《皇室典范》规定女性皇族和民间人士结婚后必须离开皇室，并禁止皇族领养养子，所以无论哪个方案都需要修订典范。

围绕“女性皇族留在皇室”这个方案，在是否赋予女性皇族配偶和子女皇族身份这一点上存在意见分歧。主张只能由父系男性继承皇位的保守派认为，让女性皇族的家人成为皇族，最终会催生母系天皇，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领养养子”的方案设想的是二战结束后1947年10月脱离皇籍的旧宫家的子孙。保守派主张这是“回归”皇室，但由于子孙是作为普通国民出生长大的，所以被指有悖于禁止“门第”歧视的宪法第14条的平等原则。可能会让许多民众感觉违和。

预计最后两个方案都会加上折中的表述，整理成“集体意见”的形式，但这种解决方案遗留了本质性的问题。尤其是“领养养子”的方案，许多人都认为，是否存在实际可以成为养子的候选人这一点并不明确，缺乏现实可行性。修订典范恐怕并不是要据此立刻把养子招入皇室，而只是展示皇族人数出现危险情况时的应对办法而已。

欧洲王室改为第一位子女优先

现在的《皇室典范》修订问题，从允许上皇退位的2017年特例法的附带决议明确提及此问题以来已过去9年时间，关于皇位继承，从2005年小泉纯一郎内阁召开有识之士会议以来，讨论工作已经持续了20年以上。但结果却是雷声大雨点小，传统的皇位继承方式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观察过去和日本皇室一样仅允许男性继承王位的欧洲王室，瑞典、挪威、比利时、荷兰都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改为了第一位子女优先继承王位的制度。英国规定兄弟姐妹之间男性优先，但并不排斥女性继承王位。

欧洲王室之所以采用第一位子女优先的规则，除了男女平等观等社会通念的变化外，还因为如果继续维持仅允许男性继承的规则，可能会出现缺少继承人的情况。即使允许男女均可继承王位，由于可能出现王没有子女的情况，所以也未必周全，但和仅允许男性继承相比，大概率可以避免继承断代。

此外，只要规定第一位子女拥有优先继承王位的资格，那么嫁入王室的女性就不用被必须一直生孩子直到生出男孩为止这种非人道思想束缚。站在合理且尊重人性的角度，日本皇室也应该像欧洲王室那样改为第一位子女优先，但事实上却并未变成如此。

广大民众对天皇和皇族的敬爱，附带着与访问灾区等活动有别的文化和历史观念。莫如说，近似信仰的要素占了多数。保守派之所以执着于客观上缺乏合理性的“排斥女性、母系继承”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父系男性继承皇位是否是天皇的必要条件

问题是，认为父系继承是作为天皇不可欠缺的基本原则这种主张是否具有真实性。如果不弄清这个问题，那么讨论就会回到起点。从这个观点认真审视历史，就会发现父系继承这个基本原则谈不上是天皇的根基，可能是以其他要素作为核心的。

本来，实证主义史学一直就把天皇万世一系之说视为《古事记》《日本书纪》的创作演绎。因此，“无一例外的父系继承”也是缺乏依据的。“神武天皇以来的Y染色体代代传承”之类的说法不过是神话传说而已。

此外，还有人主张“如果出现母系天皇，姓氏就会变化，进而变成别的王朝”。这根据的是经历过多次改朝换代的中国的易姓革命论（认为王朝顺乎天命发生更迭，为改朝换代赋予正当化色彩的理论）和宗族制，谈不上是日本的皇统原理。

作为赋予父系继承正当化色彩的理论，一个普遍说法是“历史上无一例外都是父系继承的”。但这个说法也并没有回答“为什么是父系”这个本质问题。

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父系继承的“本质”是在明治时期制定《旧皇室典范》的时候。宫内省的草案本来也允许出现女性和母系天皇，但作为明治宪法起草者之一的井上毅坚决反对。井上在提交给首相伊藤博文的《谨具意见》中援引中国的易姓思想和禁止女性继承王位的古代欧洲萨利克法典，否定了女性天皇。

但揭示了井上反对论本质的，是他给出的解释——“不承认女性的参政权和承认拥有最高地位的女性天皇这两者自相矛盾”。

明治国家把江户时代作为武士阶级社会规范的家父长制作为国家的基石。也就是所谓的家族国家观。家父长制源于儒教强加给女性的“三从之道”。这是要求女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一生始终服从作为一家之长的男性的道德规范。

明治时期的《民法》规定女性是从属于男性的“在法律上无行为能力者”。夫妇是主从关系，妻子是丈夫的所有物。在男尊女卑的家父长制国家，即使女性天皇成为现实，其丈夫也会被视为比天皇地位更高的人。井上反对女性天皇的主张，是一种着眼于社会状况的现实论。

从平安时期到江户时期逐渐加强的“首先排除女性”的前提

说起来，父系论是为了排除女性天皇，而父系继承在明治时期以前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有一段历史反映出排除女性才是本质问题。

飞鸟和奈良时代曾出现过以第一位女帝推古天皇为首的足足六位女性天皇，但从其后的平安时代开始就再未有过，这是为何？江户时代虽曾出现过两位女性天皇，但属于临时措施，也没有实权。可以认为，女性天皇事实上终结于奈良时代。

奈良时代末期掌握实权的最后一位女帝称德天皇驾崩，天武天皇一系的皇统绝后，之后大统传至天智天皇一系。笃信佛教的称德天皇曾试图将皇位传给僧侣道镜，但未能如愿，产生了多位女帝被归结为天武天皇一系绝后的主要原因。

城市化的平安京爆发传染病，导致神道宣扬的“秽（指精神或物理上的不洁、污浊状态——译注）”的思想大行其道，成为避忌女性天皇的重要原因。因为女性特有的月事、生产被视为“血秽”。

随着神佛习合（日本佛教特有的神道与佛教融合现象——译注），佛教的蔑视女性观念也传入了日本。佛教中存在“女身五障”的理论，指的是女性死后无法成就梵天王、帝释、魔王、转轮圣王及佛身这五种果位。女性避忌思想还逐渐扩大形成了带有女人结界、女人禁制的山岳信仰。

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儒教思想的普及导致男尊女卑的观念进一步加强。换言之，可以认为在天皇的问题上，起始就是“排除女性”的预设结论，由此附带产生了“（天皇）应该是男性”这种惯例。

上述针对女性的蔑视、歧视，正是父系继承的历史和传统的根源所在。墨守这种陈规，是否符合战后的象征天皇制呢？相较于走近残障人士、战争死难者、受灾群众等社会弱势群体、被遗忘的人群，为他们带去希望的天皇，难道民众更期待基于“女人禁止原理”产生的天皇吗？

长期以来围绕父系还是母系的争论，缺乏一个决定性的设问，那就是埋藏在过往历史中的皇位继承的本质是否真的与现代的象征天皇制具有联系。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恐怕就无望制定针对皇统危机的有效对策。

标题图片：在“即位礼正殿之仪”上宣告即位的德仁天皇和皇后，2019年10月22日，皇居宫殿“松之间”（时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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