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设“国家情报会议”与“国家情报局”，作为强化综合国力的一环

奠基于自民党与维新会的联合政权协议

创设国家情报会议与情报局的构想，在高市内阁成立（2025年10月）前夕，便已纳入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缔结的联合政权协议中。该计划将现行的内阁官房“内阁情报调查室”（内调）予以升格，提升至与统筹外交及安保政策的“国家安全保障局”（NSS）同等的级别，而如今此案以几乎原封不动的形态获得通过，正式成为法律。

据此，原本分散于“内调”以及警察厅警备局、法务省公安调查厅、外务省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防卫省情报本部等各部门的政府“情报共同体”职能，将统一整合到国家情报局管辖下。其任务在于针对涉及国家安全保障、恐怖袭击、紧急事态等“重要情报活动”，以及间谍行为等“外国情报活动”的应对措施等问题，进行调查与审议，从而辅助政府判断与决策。

日本大力倡导强化情报机能的背景，在于近年的威胁日益复杂且多样化，包括中国对日实施出口管制、透过社群媒体散布假讯息与舆论操作，以及网络空间的攻击行为等。此外，过去那种以部委为单位各自为政的情报活动，其“本位主义之弊”也屡遭诟病。为了革除这些积弊，日本政府亟需构建出“足以为政策判断提供更优质情报的整合体制”（内阁官房语）。

诚如首相高市所言，此为“强化情报机能改革的第一步”，情报能力与外交力、防卫力并驾齐驱，被定位为“综合国力”的一环。该会议由首相亲任议长，成员包括官房长官、金融大臣、国家公安委员长、法务大臣、外务大臣、财务大臣、经济产业大臣、国土交通大臣及防卫大臣。

“间谍防止法”立法构想亦在筹划中

关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指挥中枢组织的整备，此次堪称继安倍晋三政权于2014年创设“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及其事务局“国家安全保障局”（NSS）之后，另一场重大改革。此会议是以美国二战后于1947年设立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为蓝本，因此也被称为“日本版NSC”。

随着此次国家情报会议的设立，高市首相在完成情报活动的整合与一元化之后，下一步打算进行更深入的改革，包括为制定“间谍防止法”等事宜筹设专家会议。此外，依据自民党与维新会的联合政权协议，创设一个独立的对外情报机构（暂称“对外情报厅”）也在研议之中。

对于日本政府的情报改革方向，拥有全球机密情报共享框架的美、英、澳等“五眼联盟”（Five Eyes）英语圈国家表示欢迎，据说更有主动提出协助之举。倘若五眼联盟与日本能进一步相互合作，将有助于强化并共享针对中国、俄罗斯、北韩等日本周边威权国家的情报活动，各界也期待理念相近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能因此更为深化。

如何与安全保障局分工共存？

然而，围绕在国家情报会议与情报局的运作上，仍面临不少挑战。首先，在搜集情报时，必须极为谨慎，以免个人资料与隐私权遭受无谓侵害。此外，为确保情报活动的透明度以及国会的监督功能，建立一套适时且适当向国会说明的机制至关重要。

尽管前述各点已载明于设置法的附带决议之中，但高市政权目前的态度却难称积极。今后在设立作业的过程中，如何具体落实情报活动的透明度、监督与管控机制，将成为一大关键课题。

举例而言，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起，便于联邦参众两院设置常设的“情报特别委员会”，负责监督中央情报局（CIA）等机构的非法活动，并通过公听会等途径紧盯其一举一动。英国与德国亦于议会内设有同类委员会负责监督，然而日本国会目前尚未具备此类机制。

高市政权内部亦有部分人士，对于将国家情报局与早已成立的国家安全保障局（NSS）并列为同等级别一事，持保留态度。理由在于，被赋予国家安全保障政策综合协调功能的NSS，与执掌情报搜集及分析的国家情报会议，双方皆获授权可向各部委调取情报，恐将导致指挥系统陷入混乱。

日美两国于制度上虽然有所差异，但在美国，NSC被定位为最高层级的指挥中枢，向总统研拟并建言政策与战略的权限已然确立。至于情报领域的指挥中枢，则设有统辖政府各情报机构的“国家情报总监”（DNI，部委级别）；但即使贵为总监，在NSC的架构下，终究也不过是个“情报顾问”的角色而已。

随着国际局势日趋复杂，强化情报活动诚属必要，然而欲使改革顺利成功，国民的理解与支持亦不可或缺。日本作为民主国家，未来该如何定位国家情报会议与国家情报局并确保其有效运作，正考验着各方的智慧。

标题图片：首相官邸，2023年1月摄影，东京都千代田区（时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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