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医疗数字化为何进展缓慢?从救命一线看到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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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厚生劳动省为了提升医院与诊所的业务效率,大力推动医疗数字化转型,并提出了在2030年以前实现电子病历共享服务普及率达100%等目标。然而,相较于欧美各国,日本医疗数字化转型为何迟缓呢?对此,在日本及发展中国家致力于推广围产期医疗设备的Melody International株式会社创始人尾形优子女士,从医疗一线的角度揭示了日本在医疗数字化之路上面临的课题。

为何拥有如此发达技术的日本,数字化转型迟缓?

“在这里能听到宝宝的心跳声。”

当我这样说着,将小型胎儿监护仪贴在孕妇的腹部时,诊室里所有人的表情瞬间都变了。这一幕并不发生在日本,而在那些没有医生常驻的地区,距离医院数小时路程的村落,分娩仍意味着生死一线的国家。

胎儿的心跳化为波形显示在屏幕上,医生远程看着这些数据,并在必要时做出转诊判断。仅此而已,却能成为守护母婴生命的关键转折点。

作为Melody International的创始人,我通过移动胎儿监护仪iCTG与远程医疗平台,深入参与日本国内外围产期医疗一线工作——从不丹、泰国、巴西及非洲各国,到日本的离岛与山区。尽管地域不同,但在一线反复遇到的疑问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必要的医疗无法惠及有需要的人?为什么日本技术如此发达,医疗数字化却难以推进?

日本医疗数字化真的落后了吗?

日本也并非毫无作为。厚生劳动省正在推动普及全国医疗信息平台、电子病历信息共享服务、电子处方等。举例来说,电子病历的普及率逐年上升,根据该省2025年的调查,在医院中引入电子病历的比例已达77.7%,在诊所中这一比例为71.0%。

然而,若与爱沙尼亚、丹麦等早已实现全国医疗信息共享的国家相比,日本的进展确实显得缓慢。根据厚生劳动省2019年的调查,美国、英国、瑞典、新加坡的电子病历普及率,在医院中为85%-100%,在一般开业医师中也已达到80%-99%。

那么,为什么在一线感受到的却是“数字化推进缓慢”呢?

我的答案很简单:日本的医疗数字化,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关乎“信任”“责任”“一线负担”的问题。

日本医疗一线,因卓越而难以改变

在日本医疗一线,诊疗、检查、记录、说明、收费乃至行政手续等各个环节都在精细而复杂的制度下有效运转,维持着高水平的医疗质量。

正是这种卓越,有时反而成了医疗数字化推进的阻碍。

纸质病历、传真、电话、手写转诊单——这些在外部看来似乎低效的做法,却是医疗一线历经多年形成的安全运营体系的一部分,绝非“只要引入新系统,就会变得很方便”那么简单。

操作及录入的工作增加,会导致医生为患者诊疗的时间被压缩,还会引发新的不安——一旦系统出现故障,责任应由谁承担。根据日本医师会2025年的调查,仍在使用纸质病历的诊所中,有54.2%认为引入电子病历是“不可能”的,其中占比最高的两大理由便是“费用高”“操作费时,导致无法充分进行诊疗”。

在医疗一线,优先考量的是“绝对不能发生事故”而非“稍有便利性”。这并不意味着抗拒改变,作为性命相托之地,理应坚守谨慎底线。

围产期医疗,数字化必要性最显而易见的领域

尽管妊娠、分娩常被认为“不是病”,却可能在转瞬之间发生急变。胎儿心率异常、孕妇高血压、出血、早产风险,任何一个判断出现迟疑,都直接关乎性命安危。

另一方面,妇产科医生、助产士在地区间分布不均。即使在日本,分娩机构集约化也在推进,导致部分区域孕妇不得不长途奔波。在海外很多地方,情况更为严峻,不少孕妇甚至无法常规接受产检。

我们需要的,并非在每个村落都兴建大型医院,而是建立一个机制——由身在当地的助产士或护士进行测量,由身在远方的专业医生远程确认数据,并在必要时迅速做出判断。

iCTG便是基于这样的构想誕生的。我们将大型医院使用的胎儿监护仪,改造为可随身携带的IoT医疗设备。当地的医护人员只需要经过培训就能操作,通过云平台将波形实时呈现给远方的医生。这并非简单的“设备小型化”,而是试图改变医疗可及方式的一大尝试。

数字化的突破口,不在于“取代一线人员”

医疗数字化这一说法,总让人感觉要掀起一场宏大的系统变革。庞大的数据基础、标准化流程、人工智能技术、个人编号、电子病历,这些固然都很重要,但从医疗一线的角度来看,突破口则在更微小、更具体的地方。

那就是“将现有医护人员的力量,传递到更远的地方”。

一名产科医生能单独接诊的孕妇数量终究有限,但若能通过远程监测掌握关键信息,就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提供专业支持。由助产士在当地为孕妇测量,再由医师远程进行判断,如此一来,孕妇无需耗费好几个小时奔赴医院,在当地就能确认自身状况。

这样的医疗数字化,就不是以机器取代医护人员,而是将医护人员的专业能力送达需要它的地方。

我认为,这才是日本医疗数字化的突破口。

不必等待“完美的全国性系统”

时至今日,仍有孕妇忐忑不安,在医生不足的地区,医护人员仍在以有限的人力开展诊疗。而在发展中国家,甚至发生孕妇在奔赴医院的路上死亡的情况。

正因如此,我们不能只追求全国统一的完美形态,而应逐步累积各地的小型成功案例。在离岛、山区,在产科医生不足的地区及助产士发挥重要作用的地区,培育出可实际应用的机制,让医护人员觉得“有了这个机制就能坚守下去”,也让患者切实感受到安心、可靠。

数字化并非在引入的瞬间就大功告成了,只有在一线实际使用中得到修正并获得信任,才能真正扎根。

日本能向世界展示什么样的医疗数字化?

我不认为日本在医疗数字化上会一直落后于世界。相反地,我认为日本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那就是不以提高效率为唯一目标的数字化之路。

连接医疗数据固然重要,但数据的尽头必然是人——孕妇,胎儿,深夜里必须做出决断的医生,奔走于当地的助产士,还有满心担忧的家属。

老龄化、医生不足、地区差异,这些不是日本独有的课题。在日本各地诞生的解决方案,未来都有机会被应用到世界各地缺乏医疗资源的地区。

日本医疗数字化的突破口,不只存在于预想遥远未来而构建的庞大体系里,它其实早就存在于医疗一线,在医护人员的身旁,在孕妇的身旁,更在那些静待呱呱坠地的胎儿的心跳声中。

我们要做的,是打造一个无论身处何地都不会漏听那微小心跳声的社会。这,就是我认为的医疗数字化的原点,也是日本能够传递给世界的新型医疗型态。

标题图片:在泰国清迈使用iCTG实施围产期医疗(Melody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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