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大拙：将禅（ZEN）传向世界的佛教哲学家

参禅体验悟出的思想

铃木大拙（1870年—1966年）因将禅等佛教思想、乃至东洋和日本的文化和思想传播到海外而闻名。他本名铃木贞太郎，英文则取了居士号大拙“Daisetz”的“D”，贞太郎“Teitaro”的“T”，全名为“D.T.Suzuki”。想必那些对禅（ZEN）感兴趣的欧美人对他的英文名十分熟悉吧。

大拙的功绩并不仅是向世界介绍了禅的思想。他英译了净土真宗祖师亲鸾上人的《教行信证》，这也意义重大，对妙好人（净土真宗在俗信徒）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体现在《日本的灵性》（1944）等书中。不过，由于大拙将禅的精髓介绍到了欧美诸国，因此他似乎更多的是作为禅（ZEN）的介绍者而广为人知。海外也有很多人以为他是禅僧，但其实不然，他最早既没有布教的意图，也没有想要论述禅学理论和哲学的想法。究其一生，大拙都是基于“众生无边誓愿度”，即基于要救济世间万物的誓言，不断地向世人讲述其个人参禅体验所悟出的思想。

禅讲究“不立文字”，也就是说其教义不依赖于语言和文字传递，而是更重视自身体验。想要将“不立文字”的禅用语言，而且还是英语，传达给世人，简直难如登天。当外国人问到禅到底是什么时，仅仅告诉他们“No reliance on words”，是没法将禅为何物阐释清楚的。若不想出一种沟通手段来，就没法让对方的内心进入到禅的世界。

大拙的盟友，哲学家西田几多郎（1870年—1945年）的高徒西谷启治（1900年—1990年）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大拙）老师的工作主要是传播佛教、尤其是禅的思想，不过仔细想想，既通禅学，又有相应语言能力，可不是谁都能办到的。真正能够干这件事的人，必须深深扎根于禅的悠久传统之中，这自不用说，同时对禅的体悟还要深入到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的血肉当中，把禅作为现代社会的东西进行重构才行。”这就说明大拙的工作并不是单纯地把禅的相关书籍翻成英语，也不是在搞禅语的英语解说。

除了英文著作、英语授课和讲座，大拙还在实际到访之处展开即兴现场问答。跟提问者面对面，对其当场提出的问题，展示“语言”和“存在”时，就是大拙发挥本领的时候。向公众开放的ZEN体验，因大拙而首次变得可能。

在镰仓邂逅圆觉寺高僧，步入修行之道

铃木贞太郎1870年出生于石川县金泽市本多町。铃木家是加贺藩家老本多家的侍医世家。贞太郎幼年丧父，在艰苦的经济条件下继续学业，早年结识了西田几多郎和国文学家藤冈作太郎（1870年—1910年），结为毕生至交。尤其是和西田，两人站在各自的立场上相互学习，互敬互爱，结果各自超越了学者的范畴，成长为一代思想大家。

成为“大拙”之前的贞太郎经历曲折。入学石川县第四高中（现在的金泽大学）后，因家贫而辍学，在当地找了个小学教师的工作，之后也退职了。好不容易到了东京，上了东京专门学校（现在的早稻田大学）却中退，上了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专科，之后又退学了。

去东京的理由是为了上学，但早就有参禅意愿的贞太郎，1891年起开始在镰仓圆觉寺修行。而他真正开始修行，是在认识管长（职位名，指日本宗教团体的最高指导者——译注）今北洪川（1816年—1892年）之后。首次得见高僧，被询问出身后，贞太郎回答“加贺的金泽”。高僧听罢，遂点评了一句：“北国男儿都很有毅力。”

关于出身问答的这段对话并不是多稀罕的事情，但洪川的语言仅仅是对一群生长于某片土地的人的气质的一般性描述吗？贞太郎成为“大拙”之后也常常提到这段记忆中的对话。从他的回忆似乎可以窥见贞太郎对洪川的话做了这样的理解：“师傅希望我成为这样的人。或是给予我一个使命，让我必须成为这样的人。”从结果来看，大拙无论上哪个大学都没有完成学业。结识洪川，让大拙放弃了大学的学业，选择了修行一途。

第一次的海外生活长达12年

洪川在两人结识后的第二年匆匆离世，由释宗演（1860年—1919年）承其衣钵。贞太郎则在释宗演座下继续修行。求学于庆应义塾，之后远渡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的宗演，也因首次在西方使用ZEN一词而为人所知。1894年，他赐名弟子贞太郎“大拙”，并带他走出国门，给铃木大拙的人生不断带来诸多影响。

1897年，27岁的大拙渡美，一边以出版社编辑的身份工作，一边给宗教哲学家保罗·迦耳斯（1852年—1919年）做助手。虽然生活艰苦，但培养出了他的国际视野和无与伦比的英语能力。结束了长达约12年的海外生活回国后，大拙成为了学习院（现在的学习院大学）讲师、东京帝国大学讲师，翌年就任学习院教授。接着在回国后的第3年，与美国女子比亚特尼斯·伦结为伉俪。

学习院时代的学生之后都成了大拙的支持者，从中也可看出大拙的人品。其中有一人是提倡民艺运动的柳宗悦（1889年—1961年）。他在学习院高等科跟大拙学习英语而结缘，两人在思想上也有交集，从20世纪40年代后半段起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二人均以“无心”为重要题目，在佛教研究方面，也不固步于禅学，净土思想，特别是妙好人是二人共通的课题，为此也颇费了一番精力展开研究。然后通过柳宗悦，大拙与滨田庄司（1894年—1978年）、伯纳特·李基（1887年—1979年）等陶艺家也展开了交流。大拙对柳宗悦非常信任，甚至连后事都是托付给了柳宗悦，令人叹惋的是他却先于大拙离开人世。

实业家为支持大拙的海外活动慷慨解囊

经历了学习院时代的大拙，在西田几多郎的建议和佛教学者佐佐木月樵（1875年—1926年）的热情邀请之下，1921年就任真宗大谷大学（现在的大谷大学）教授。还创立了东方佛教徒协会，与夫人比亚特尼斯、月樵等人共同创刊了日本首家英语佛教杂志《东方佛学》。搭建了活动舞台后，大拙出版了《Essays in Zen Buddhism》（1927年）和《日本的灵性》等一部部英语和日语写就的名著。在这个大谷大学时代，D.T.Suzuki学说不断成熟，一步步成长为世界级大师。

我们不能忘记在这些活动的背后，还有实业家的慷慨解囊。其中安宅弥吉（安宅产业创始人，1873年—1949年）的资助尤为突出。与其他支持者不同，弥吉从籍籍无名的贞太郎时代就一直默默支持着大拙，大谷大学时代，给他提供了京都的住所，供他和比亚特尼斯居住，还斥资为大拙出版其英文代表作《Zen Buddhism and Its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1938年），并捐赠给国内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排斥“敌对国语言”时代，在有可能遭受无端猜忌的情况下，弥吉依然没有停止支持大拙。没有他的存在，可能就没有之后的大拙了吧。

对欧美文化人产生深远影响

战后，80岁后的10年里，大拙有大半的时间都是在欧美大学的授课和演讲中度过的。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听大拙讲座的听众中，有《4分33秒》的作曲家约翰·凯奇（1912年—1992年）和《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J.D.塞林格（1919年—2010年）的身影。塞林格的《弗兰妮与卓埃》（村上春树译）中能看到“铃木博士（铃木大拙）”的文字。此外，与杰克·凯鲁亚克（1922年—1969年）等“垮掉的一代”作家的交流，让大拙的影响力切实地在更多圈层中扩散。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在镰仓研究生活的铃木大拙（图片提供：铃木大拙馆）

“我认为自己是身为日本人的世界人。”大拙如是说。他把东洋·日本的文化和思想传到了西方，但他绝不是在讨论东洋强于西洋，或者西洋强于东洋。大拙对“东洋/西洋的对立”“凡事都像有/无的对立那样分成两方来看”的二元论思想提出了质疑，他一直在强调一定要重视这种二元对立论出现之前的更为本源的东西。

大拙的本领，就体现在其基于自身体验，以身作则来向世人展示这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1963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不过非要给他安个职业的话，大概应该是“佛教哲学家”吧。不过他本人从未以“哲学家”和“学者”自居。照顾晚年大拙的冈村美穗子告诉我，大拙曾说过：“我是学校的老师。”大拙真正自由的人生观，即便是去世半个多世纪的现在，依然历久弥新。

铃木大拙　年表

标题图片：在墨西哥的埃里希·弗罗姆家阅读汉籍的铃木大拙。1956年，大拙86岁（图片提供：铃木大拙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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