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与专斋：日本“医疗卫生制度之父”，致力于预防传染病

长与专斋是奠定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医疗制度之基础的医学家，并因创建了日本早期卫生行政体系而闻名。他还以《庄子》中的“卫生”二字，日译了英语和德语中的“hygiene”一词。

参加岩仓使团，迎来人生转折点

1838年，长与专斋出生于肥前国大村藩（今长崎县大村市）的一个藩医世家。四岁时父亲突然离世，祖父长与俊达把孙子专斋当作儿子，培养他成为医生。长与俊达原本是一位有名的汉方医师，但后来受前野良泽等人所著的《解体新书》影响，转而研究当时被政府禁止的 “兰方医学”(*1)。为此，他一度被解除职务，度日艰难，但对“兰方医学”的热情却非同寻常。此后长与俊达再次被藩政府征召，针对大村藩爆发的天花疫情，使用当时最先进的牛痘接种疗法挽救了许多生命。

在祖父的建议下，长与专斋1854年进入由“兰方医学”家绪方洪庵创办的“兰学”(*2)私塾“适塾”学习。期间，他继福泽谕吉之后，担任了“适塾”的第11代领头人。“适塾”对医学家之外的人才也广开门户，培养出了许多像大村益次郎、桥本左内等对明治维新后日本近代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的杰出人才，但对于一心修习医学的长与专斋来说则略嫌不足。在绪方洪庵的推荐下，他于1861年前往长崎，到荷兰海军军医庞培开设的医学传习所，学习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等全面的医学知识。

之后他一旦返回大村藩以继承家业，但1866年又奉藩命前往江户幕府在长崎设立的医疗设施精得馆，在庞培的后任、荷兰军医鲍德温的指导下学习最先进的西方医学。1868年，他被任命为该馆的医师总管。明治维新后，精得馆更名为长崎医学校（今长崎大学医学系），长与专斋任校长。该校的教育课程分为预科和本科，学生在预科阶段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待掌握基础科学知识后再升入医学本科学习，奠定了日本现代医学教育的基础。

1871年，日本文部省（今文部科学省）成立，他来到东京，任职文部省（中级）教授，迈出了作为中央政府官僚的第一步。之后长与专斋作为岩仓使团成员赴欧美考察，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该团于同年11月出发，访问了远比日本先进的西方医学一线现场，亲眼目睹了欧美各国预防重于治疗的医疗卫生行政体系，为他之后的人生决定了发展方向。特别是荷兰的城市建设，重视生活和城市环境的完善，比如上下水道建设和房屋清洁卫生等，令他印象深刻。

1873年回国后，长与专斋就任文部省医务局局长。1875年医务局转归内务省管理，长与专斋决定将健康保健相关事务统称为“卫生”，并将医务局改称为卫生局，就任首任卫生局局长。1876年制定了《天花预防规则》，出台了“种痘制度”，规定所有人都有种痘义务。在长与专斋的自传《松香私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我发现，在西方有一种专门负责保护国民健康的特殊行政组织。”他决心在明治新政府中创建这样的组织体系，之后连续担任了18年的卫生局局长，为构建日本的医疗卫生行政体系奠定了基础。

构建当代日本医疗制度的基础

长与专斋建立完善了各种近代医疗体制，其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建立了日本医师资格考试制度。当时，日本汉方医势力强大，如果基于西方学科考试，可以想见汉方医生不满情绪势必高涨，可能引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因为在那个时代，医术由父子代代相传或师徒继承，是极其自然的事情，没有考试的必要。但长与专斋认为，如果不建立考试制度，就无法提高日本的医疗水平，于是从1879年起实施了医师资格考试制度。之前的医生可以免试，直接由文部省颁发行医执照，在采取了这种缓冲政策的同时，渐渐增加学习西医的应试者。结果，汉方医走向衰退，实现了从东方医学到西方医学的范式转换，符合时代趋势的西方医学教育体制也逐渐成型。

他同时还致力于推动医药改革。明治维新后，随着对外贸易的繁荣，西方药品进口也增加了。由于人们缺乏西药的知识，一些无良外国商人向日本兜售劣质药品或假药，导致出现了假药受害者。为此，日本成立了专门负责检查进口医药品的机构“司药场”，并于1874年率先在东京，之后又在横滨、大阪等地陆续开设。但由于检查过于宽松，“司药场”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为此，1883年制定了严格规定医药品质量规格的标准文件《日本药典》，并于次年分发至日本全国。为了制造出符合该药典要求的日本原创药品，1885年整合日本国内制药商力量，创办了大日本制药公司，日本近代制药业由此起步。

先进的传染病应对举措

长与专斋在应对传染病方面也颇有建树。江户时代的文政、安政年间已有霍乱流行，从明治维新后的1877年开始，1879年、1882年和1886年，霍乱间歇性流行，1879年和1886年共夺走了10多万条人命。长与专斋认为居民喝了被霍乱病菌污染的水而患病是问题所在，于是1883年在东京霍乱疫情最严重的神田地区铺设了下水道。以此为契机，陆续建设完善了横滨、长崎、大阪、神户、广岛等地的自来水设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进自来水事业。而且，长与专斋认为，应对传染病必须官民协同并进，反对现代所说的“封城”。因为他认为，如果以政府权力强制隔离居民，那么卫生行政体系的成功创建将遥遥无期。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政府采取了要求民众自我克制等措施，或许就是受到了长与专斋这种卫生哲学的影响。

长与专斋还留下了许多其他的功绩。比如，作为国民健康管理的一环，他主导在三重县的伊势二见浦和神奈川县的镰仓由比浜开设了海水浴场，在镰仓开办了名为“镰仓海滨院”的疗养院。长与专斋关注广大民众的健康福祉，为此而做出的各种努力都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著名的伯乐，发掘出多位引领近代日本发展的优秀人才

北里柴三郎就是长与专斋看好的人才之一。北里柴三郎最早纯培养出破伤风杆菌，并发现了抗毒素等，带着这样的辉煌成就，他于1892年回到日本，但却未被东京帝国大学聘用，成了无业人员。是长与专斋伸出援手让北里摆脱了困境。他与从适塾时代就交好的盟友福泽谕吉商量后，决定为北里柴三郎创办日本第一家传染病研究所。长与专斋帮助搭建组织架构，福泽谕吉负责准备土地和建筑物。福泽向森村市左卫门寻求经济援助，于1892年成立了私立传染病研究所。该研究所后来被捐赠给了日本政府，成为国立机构。1914年，在这家研究所的管辖单位从内务省移交给文部省之际，北里柴三郎辞去了所长一职，投入私人财产创办了医学研究机构“北里研究所”，在此培养出了许多引领日本医学研究发展的优秀人才。

还有一个人不能忘记，那就是后藤新平。后藤新平历任通信大臣、外务大臣、东京市长、内务大臣、关东大帝都复兴院总裁等，是明治后期至大正时期的杰出政治家。而他辉煌政治生涯的起点，则是从被内务省卫生局擢升为医师和卫生行政官开始的，之前他只是公立医院的院长。长与专斋卸任后，后藤新平成为卫生局新任局长。如果没有长与专斋的慧眼识英才，实难想象他的人生将会如何。

儿子们活跃在医学、实业、文学等多个领域

长与专斋充分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作为一名技术官僚，创设完善了近代日本的医疗卫生制度。长与家是医师世家，他的孩子们也继承了医师血脉。长子长与弥吉去德国学医，回到东京后开设了日本第一家胃肠专门医院。当时，夏目漱石为了治疗胃溃疡，就住进了这家颇受好评的医院。长与专斋认为发展卫生事业官民合作非常重要，为此发起成立了大日本私立卫生会（今日本公共卫生协会）。长与弥吉也积极参与大日本私立卫生会的活动，继承了父亲的工作。三子长与又郎也到德国学习病理学，回国后担任东京帝国大学医学系教授，后成为了东京帝国大学校长。日本癌症学会成立后，长与又郎被选为首任会长，领导了日本的癌症研究。

四子长与祐吉则进入了实业界，担任同盟通讯社的第一任社长。五子长与善郎是日本现代文学中的重要流派之一白桦派的小说家和剧作家，留下了《青铜基督》等诸多名作。

标题图片：长与专斋肖像照（国立国会图书馆数字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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