奄美之于芳贺日出男——真正成为民俗摄影家的转折点

文化 历史

摄影家芳贺日出男长期用胶片记录日常生活与风俗习惯,进而确立了“民俗摄影”这一摄影门类。他总是在与拍摄对象建立信任关系后才将镜头对准他们,这种风格源于他参与学术调查的经验。在本文中,一名研究民俗志与摄影关系的民俗学者将带着我们追溯芳贺作为民俗摄影家的起点。

田野调查与摄影

上世纪50年代,芳贺日出男(1921-2022年)在日本鹿儿岛县奄美群岛进行了为期三年的摄影记录。这是在日本人文科学领域田野调查中运用摄影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尝试,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学术课题。彼时,对于在战败后放弃殖民地的日本而言,冲绳尚未回归,对位于最南端的“国境之岛”奄美展开调查,也是在重新审视“何为日本”。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从战后复兴迈向高速成长的过程中,而奄美诸岛刚刚回归本土,依然保留着前近代的生活图景——茅草屋顶民居、高仓、头顶搬运、风葬、洗骨等。为了调查日本基层文化与南方文化的关系,芳贺与学者们一同前往奄美。芳贺自求学期间在折口信夫的课上受到启发以来,一直独自摸索如何拍摄民俗题材,而奄美之行正是他成为一名真正的民俗摄影家的决定性转折点。

(上)头顶搬运 (左下)牛踩田埂 (右下)洗骨

(上)头顶搬运 (左下)牛踩田埂 (右下)洗骨

摄影术自19世纪初诞生于西欧以来,被世界各地的人们用来记录各种事物。然而,直到一段时间之后,民俗学、民族学等田野科学所关注的人类生活——包括日常起居、劳作情景、节庆祭典、艺能表演等——才得以被相机捕捉下来。那是因为早期摄影器材便携性不足、感光灵敏度低,尚不具备足以贴近人们生活场景的性能。

日本民族学家鸟居龙藏(1870-1953年)在明治、大正时期,遍访日本以及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朝鲜、库页岛等,是日本最早在田野调查中运用摄影的人之一。然而,一路携带笨重的相机和易碎的玻璃干板进行拍摄是一件难度极大的事情。1925年日本国产胶片相机普及之后,尽管摄影被广泛应用于学术调查,但发展得并不顺利。上世纪30年代末,日本进入战时体制,在国境区域和军事设施附近开展田野调查的行为被视同间谍活动。

九学会联合对奄美群岛开展调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相关限制被解除,田野调查如决堤般蓬勃发展,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与此同时,国外摄影器材进口扩大,日本国内相机产业复兴,摄影记录正式成为田野调查的标准化工具。

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九学会联合”的联合调查。在渋泽荣一的嫡孙、财界人士兼民俗学家渋泽敬三的倡导下,日本人类学会、日本社会学会等九个学会组成“九学会联合”,以开展跨学科协作。他们以美国式区域研究(Area Studies)为模型,先后在对马(1950-1951年度)、能登(1952-1953年度)开展了大规模的联合调查。他们的第三个调查地,正是1953年12月25日刚刚脱离美军占领的奄美群岛。

奄美调查团(1955-1957年度)团长、民俗学家关敬吾提议邀请摄影师参与,芳贺由此得以同行。三年间,他一共在奄美群岛停留了182天,通过与学者们的协同作业,系统摸索民俗摄影的方法。

九学会联合调查团探访奄美群岛。集体合影后排最右便是芳贺

九学会联合调查团探访奄美群岛。集体合影后排最右便是芳贺

加计吕麻岛的地方狂言《诸钝芝居》。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首次公演,以欢迎调查团来岛

加计吕麻岛的地方狂言《诸钝芝居》。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首次公演,以欢迎调查团来岛

将学术调查的方法融入摄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芳贺掌握了研究者深度融入调查对象群体的“参与观察”法。关于对诺罗、尤塔等神职人员(祝女)的拍摄,芳贺有过这样一段阐述:

“她们厌恶官员、警察等男性。学者和摄影师也很难接近她们的世界。当我正苦恼于如何能在不被厌恶的前提下拍摄照片时,年轻的宗教学者和心理学家给了我很好的建议。首先,从诺罗或尤塔的家人、亲戚中寻找以自己的工作为荣的男性,拍摄他日常劳作的情景。他当然乐意成为我的拍摄对象。接着,我给她家里的孩子们拍照。就这样,一个月后,我成功地在她家里拍到了她被家人环绕的情景。渐渐地,即使我在她亲戚家里待着,她们也不再露出诧异的表情了。最终,我拍到了尤塔受邀参加那户人家祖先祭祀仪式的情景。有了这第一次的成功,后面的拍摄工作进行得就比较顺利了,我甚至拍到了神灵附体的瞬间。不仅如此,诺罗和尤塔甚至主动告诉我仪式的流程等细节。”(*1)

在“参与观察”中,研究者能否与调查对象建立起信任关系,被认为是影响数据质量最关键的因素。而芳贺的摄影实践,正是构建信任关系的实践。

在冲永良部岛,芳贺深入神职人员尤塔的秘仪,捕捉到了神灵附体时“打哈欠”的瞬间

在冲永良部岛,芳贺深入神职人员尤塔的秘仪,捕捉到了神灵附体时“打哈欠”的瞬间

在奄美大岛,芳贺拍摄了以祭司诺罗为核心祈求丰收的“新穗花”仪式。他还近距离拍摄了日常生活中的少女诺罗,细致记录了仪式的流程和祭祀用具等

在奄美大岛,芳贺拍摄了以祭司诺罗为核心祈求丰收的“新穗花”仪式。他还近距离拍摄了日常生活中的少女诺罗,细致记录了仪式的流程和祭祀用具等

芳贺在奄美掌握的另一个要点是分类法。在整理调查团队拍摄的约三万张照片时,他运用了以文化人类学家G·默多克(G. Murdock)为核心的美国耶鲁大学研究团队开发的分类法“HRAF(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即人类关系区域档案)”。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处理国家战略信息而构建的系统,使得民族志资料得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分类、保存和跨文化通览。

1959年,调查报告《奄美——自然、文化、社会》出版,照片编作为论文编的附册。这成为九学会联合近半个世纪的活动中,唯一一部以视觉影像为重心的报告书。全书共收录770幅照片,其中562幅出自芳贺之手,超过四分之三,实质上可以说是芳贺的摄影作品集了。

通过这段经历,芳贺将照片分类定位为全面把握拍摄对象的重要工作。与此同时,他的拍摄对象也从年度节庆仪式扩展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奄美,芳贺通过镜头捕捉了节庆仪式、人生仪礼的场景,乃至日常生活的一瞬

在奄美,芳贺通过镜头捕捉了节庆仪式、人生仪礼的场景,乃至日常生活的一瞬

(上)图中右侧为九学会联合奄美大岛调查委员会编纂的《奄美》图片集,分“人的一生”“宗教生活”等12章,涵盖“墓”“诺罗”等50个主题的照片 (下)芳贺事务所的胶片,以其独特的分类法整理保存(图片:nippon.com日本网)
(上)图中右侧为九学会联合奄美大岛调查委员会编纂的《奄美》图片集,分“人的一生”“宗教生活”等12章,涵盖“墓”“诺罗”等50个主题的照片 (下)芳贺事务所的胶片,以其独特的分类法整理保存(图片:nippon.com日本网)

这种分类法,意外地给芳贺带来了商业优势。他的照片库根据拍摄地点和内容进行了“标签化”管理,这使他能够快速、细致地响应媒体和广告公司的订单。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妻子杏子的努力。她不仅负责分类、整理,据说还会把握需求,向芳贺提出拍摄指令。拍摄民俗的摄影师不少,但并非人人都能如此应对。而这正是芳贺能够确立民俗摄影这一摄影门类,并奠定其不可动摇的行业地位的精髓所在。

因此,奄美调查之行堪称芳贺的原点。2025年夏天,其全部胶片均完成数字化,并由其长子、摄影家芳贺日向捐赠给了当地政府部门。尽管其中的主要作品已经在芳贺生前陆续被捐赠给奄美博物馆等机构并展出了,但此次悉数捐赠数字影像使得人们能够追溯每一幅的前后序列,从而更具体地把握拍摄时的情况。芳贺摄影作品的文献价值必将进一步提升。我们由衷期盼,那些已然消逝的民俗风貌能够在世人眼前重现,进而激发新的发现。

(上)芳贺日向(图中右)向奄美市政府捐赠奄美调查的影像数据 (下)芳贺日向还向冲永良部岛的知名町与和泊町捐赠了当地的影像数据。两町计划将这些影像刊登于町志并在摄影作品展上展出(图片:nippon.com日本网)
(上)芳贺日向(图中右)向奄美市政府捐赠奄美调查的影像数据 (下)芳贺日向还向冲永良部岛的知名町与和泊町捐赠了当地的影像数据。两町计划将这些影像刊登于町志并在摄影作品展上展出(图片:nippon.com日本网)

本文黑白照片均为芳贺日出男拍摄(1955-1957年)

标题图片:上个世纪50年代奄美大岛的农耕与渔业劳动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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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芳贺日出男“奄美大岛的诺罗与尤塔”,收录于重森弘淹、田中雅夫编《日本摄影全集9 民俗与传统》(小学馆,1987年)第162-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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