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走是留？一个日本留学生在武汉的经历

封城前，在武汉散步所见，柳色已转青

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流行真是令人震撼的事件。在武汉大学留学的我，可以说也正在此次事件的漩涡当中。我想从平凡学生的视角，对这时刻从日常变化为非日常的情况作以下记录。

2019年12月，就在准备迎接新年的时候，未知的病毒静悄悄诞生了。12月30日，中国网络上出现了有关“原因不明的肺炎”的文件，许多人开始对新型肺炎有所留意。我首度知道本次肺炎的事，也是在次日。尽管知道不远的地方存在未知的疾病，却也没有寄予特别大的关心。接下来的元旦，我去了归元禅寺拜年，悠然庆祝新年。

1月6日，收到日本外务省发来的邮件，关于情况不明的传染病。7日，传染病原因确定为某种新型病毒；9日，出现了首例去世的患者，渐渐地，我对此次传染病也越来越在意。16日，据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检测，日本国内也出现了一例有武汉旅行史、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中国男性患者，日本国内对新型肺炎的危机感也因此瞬间增强。

封城前，在武汉散步所见

就这样到了1月中旬，特别是中国之外的新闻指出了病毒的危险性，对新型肺炎的关心持续高涨；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还有其他很多新闻，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大新闻，我自己的危机感也还比较低。譬如在当时往返的邮件当中，我还评论说是“隔岸观火”。因为最早爆发疫情的地区在汉口，与武汉大学所在的武昌地区隔江相望，的确感觉与自己无关。当时完全没有料想到，后来这星火不仅遍布武汉市，还波及中国全境，甚而燎原至世界各地。

1月22日，春节前夕，大学校园内也变得越来越安静。许多来自外地或外国的友人已经回家，我独自一人漫步武汉街头。走出武汉大学东门不远，这一带因为在重新开发，已经开始拆迁，大半化作废墟，不过仅剩的几户住民似乎依然在家中悠闲度日。这段时间有关肺炎令人不安的新闻有所增加，有一种尽量减少外出的气氛。尽管如此，大概因为还是要准备过春节的缘故，似乎看不到紧张感。然而这被拆去房屋、堆满瓦砾的街道，在充满令人不安的静寂中横亘于眼前，仿佛预示着未来的事态。

封城前，在武汉散步所见

巨大的变化发生在1月23日凌晨，武汉宣布封城通告。原本不打算回日本的我知道了这天上午十点即将开始的封锁，心里很不安，但什么也做不了，只是一直在看新闻。早上听说有人逃离武汉并抵达上海的事，感觉完全像电影一样。事实上后来自己也经历了电影一般的场景，由日本政府派出的专机接回日本，但在当时根本想不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此日与友人的交流中还将这看作是“在历史性事件的现场”云云。

但身边考虑回国的友人们对这突发事态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应对。譬如有早上逃至上海的，有乘坐高铁逃离失败的，也有从高速公路逃离成功的，到中午时分，这些都成了热门话题。然而正如预想那般，到了下午，高速公路也被封闭，彻底的武汉封城终于开始了。留在这里的我们尽管也是在住惯了的土地上，但到底是被孤立在异国他乡。

封城之后，有关外地对武汉来的人们歧视对待的新闻急遽增加。对不可见的病毒的恐惧与无知似乎正一点一点侵蚀着社会，见此情状，心中颇觉伤痛。但这样的歧视并不仅限于中国。世界各地都能见到，回到日本后也感觉到对武汉归国者的歧视，切实感受到这些过度的反应。

1月24日，收到一位关系很好的大学前辈的联络，他对我很担忧。这方面危机感的差别与其说是信息的差别，可以说还是个人嗅觉上的差别。结果我决定回到日本，也是出于这位前辈以及周围其他人的建议。不过这个时候我依然不觉得情况有那么严重，而认为过一个月应该可以平息了。

但在日本，外务省已提高了对中国湖北感染症危险情报的等级，发出了暂停旅行的劝告。中国国内从23号武汉封城以后，也公开了大概之前被隐藏的信息，患者数急速增加。事态不断恶化，也逐渐变得很明显。

1月25日晚上，武汉大学开始调查留守大学内的留学生情况。根据调查的信息，从接下来一周的27日（周一）开始了送餐制。26日，武汉市中心城区禁止市民机动车通行，27日武汉大学闭锁大门，禁止车辆通行。在我自己的生活圈，限制正一点一点加强，我也开始感到不安。另一方面，由于食堂送餐制的实行，预计暂时应该可以生活下去，多少也放心下来。接下来的一天，大学超市联系说可以递送生活用品，能直接送到宿舍门口。虽然最后我也没有用这项服务，但这些措施还是减轻了焦虑。

食堂的送餐

就在这时，听说可以回日本了。日本政府已决定用包机将住在武汉的、希望回国的日本人接回。26日黄昏，我收到外务省发来的调查邮件，开始了回国前的准备工作。但在最初收到邮件的阶段，我自己回日本的意志还没有非常坚定，如果可以的话，内心还是更想留在武汉。尽管对疾病很恐惧，但还是觉得呆在自己家里更安全，去人多的地方反而更危险。 

怀着这样的不安，犹豫着要不要回国的我在27日午后迎来了转机。这一天，之前担心过我的前辈与关系很好的老师再次联络了我。他们强烈敦促我回国，我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终于下决心回国。急忙联系各个方面，并决定赶紧参加日本政府安排的归国计划。至于当时的心情，尽管仍然对武汉有所不舍，但也不能不顾师友对我的关心。事实上，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一决断是否是最善的选择，但心情上仍然觉得做了这个选择不错。

1月28日，在日本确诊了首例非输入性继发感染病例，是一位大巴司机，并未去过武汉，但曾经载过来自武汉的游客。看到日本的新闻，我开始意识到本次事件不仅影响了中国的一座城市，而是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在这世界性规模事件的中心，却异常安静，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第二日黄昏，大学通知无期限推迟开学时间。完全看不到事态平息的趋势。

1月29日，日本政府的撤侨包机（第一趟）载着武汉日侨抵达羽田机场。30日，第一趟包机撤回的人当中有三名确认感染新冠病毒，由于舆论反对撤回者在家自我隔离，因此从武汉回到日本的人们也不得不接受一段时间的隔离措施。但在这一阶段，却没有多少信息给我们这些计划回国的人，大家也几乎完全不知道有关隔离场所的情况。回到日本之后，将采取怎样的措施，住在哪里，饮食如何解决，可否与家人见面？等等等等，有许多不安。自己什么也做不了的状态最为不安。

30日夜9时许，日本大使馆联系说可以搭乘第二趟撤侨包机。是夜凌晨一时，将在武汉大学正门集合，前往机场。匆匆收拾好，从宿舍赶去正门。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封锁后的正门前。封锁之前这里总是人潮喧嚷，如今大概也因为在深夜的缘故，一片静寂。塑料隔离墙隔断了宽阔的正门，这一幕映入眼中，我再次深切意识到武汉封城正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生。这是不可见的病毒仿佛可视化一般的恐怖感。

封锁中的武汉大学

虽然正门外还有清洁人员，但商店的卷帘门已拉下，街道非常安静。大巴迟到了一阵，不过我还是安全上了车，去往机场。去机场的路上车辆虽然很少，但事实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是公务车，也可能是耐不住蛰居终日的市民外出透气。即便被封锁、被限制活动，这里到底是一座人们生息的城市，绝对不是死的城市。

从毫不堵车的武汉街道一路直奔机场。车里有人咳嗽。有一瞬骚动。不会吧——我想，不会是感染者吧……到处都有疑心生暗鬼。我在车里故作平静，但后来跟同行者交谈时，还是觉得不安。这大约也是一种坦率的心情。即便都是日本人，现在马上要回到祖国了，然而眼下这空间也不能保证绝对安全。

抵达机场后，在一个闲散的场所进行了各种手续。当天也有飞往新加坡的航班，好像有境遇相似的人们。托运行李后，我得填写一张没有通知过的检疫单。大概无暇准备可以提供日语服务的工作人员，只有中国工作人员在现场应对，场面略有混乱。最后，检疫时的混乱导致飞机起飞有所延误，可想现场的混乱。

完成所有手续后，登上飞机。正想说终于要回日本了、很安心，但可以预想在日本会被采取隔离措施。也不知道会在什么地方被隔离多久，没有人通知，即便我离开了武汉，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生活等待着我——就是这样的状态。什么时候事态可以平息，并返回武汉？一切尚不明朗。与其说逃出了危险地带，不如说怀着一点希望在莫测的前途里爬行，正是这样的心情。在飞机里还有各种手续，比如确认身体状况，又比如有关机票的誓约书等等，并没能好好睡觉。所幸平安抵达了羽田机场，回到了日本！

之后，我接受了肺炎的检测，去往政府指定的住宿场所，并被极力禁止离开房间，可以说是近乎软禁的状况。不过每餐饭都有提供，生活方面并无问题。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个多礼拜。后来肺炎检测显示阴性，尽管放了心，但这次的动荡远远没有结束。虽然离开了中国，但在日本，人们对从武汉撤回者的意识也并不一定总是温情，不确定的信息扰乱了人们的内心。此外，日本国内的感染者也不断增加，这世上仿佛已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放心的地方了。

这次新冠病毒肺炎的流行尚未收束，进入二月以来，病毒感染蔓延至世界各国。不论在武汉还是在日本，都必须与这病毒作斗争。最后，希望我许多留在中国的朋友们都能平安。请你们注意安全，并期待重逢。

撰文：宗周太郎
笔译：苏枕书
图/文转载自《一览扶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