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蹲”人数千万，对策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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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是“家里蹲”剧增的原因

斋藤环曾经在自己的著作《社会性家里蹲——没有终点的青春期》（1998年）中，向社会广泛介绍了“家里蹲”现象。7月底，他在位于东京内幸町的外国记者中心，面向外国媒体举办了一场探讨家里蹲对策的记者会。根据日本内阁府2016年和2019年开展的调查，约有115万人处于“家里蹲”状态（15～64岁），斋藤指出，这个调查结果有可能过低评估了真实情况。斋藤认为日本的家里蹲人数占总人口的3～5%，约有200万人。他们蛰居家中的平均时长为13年，如果没有恰当的对策，任其发展的话，将来人数会超过1000万人。这是因为，和平均寿命较短的流浪汉不同，家里蹲由于有家人照顾而生活无忧，可以想象很多人可能就此“蹲”到老。

犯罪率极低

2000年爆出的新潟少女监禁案件和今年5月发生的川崎恶性伤人事件，当时公众普遍认为家里蹲可能是犯罪的诱因。但斋藤断言，家里蹲和犯罪之间的关联度非常低。他介绍说，“家里蹲”的定义是“6个月以上不与社会接触，精神障碍并非主要原因”。在过去报道的“加害者是家里蹲”的诸多案件中，有些经过精神鉴定确诊加害者患有精神障碍，而这不符合“家里蹲”的定义。斋藤强调说，“‘家里蹲’这个词指的不是‘病’，而是一种‘状态’。真正的家里蹲，其实犯罪率极低”。

世事艰难，生活不易

斋藤认为，应该把家里蹲看作是“由于偶然因素而处于困境中的健全人”。现代社会临时雇佣的情况很多，而且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发展，有些人为了看护父母不得不辞去工作，他们要想再就业并非易事。不得不说，现在世事艰难，生活不易。

斋藤表示，“个人不受尊重的状况仍在持续，”他进一步分析说，“对于社会和家庭没有用的个人，会被看作没有价值的人。听到‘一亿总活跃时代（全国上下所有人都能显身手的时代——译注）’这个词，他们会觉得自己无法大显身手，没有价值。这些因素对家里蹲形成巨大的压力”。

起因多是遭受欺凌和骚扰

据说导致“家里蹲”的主要原因是遭受欺凌或老师的职权骚扰，而缘于虐待或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情况极少。斋藤用图表的形式解释说（参照图表），闭门不出超过一定时间变成长期行为，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即形成所谓“家里蹲系统”。通常，个人、家庭和社会三者彼此之间都是有连接的，一旦开始蛰居家中闭门不出，就切断了与家庭和社会的连接，而且家人也会因“羞耻”意识逐渐丧失与社会的连接。如果这种状态长期持续，再想依靠自己的力量重返社会就很困难了。这就是所谓的“8050问题”——供养着中老年子女的父母们，他们自己日益老龄化并处于孤立无援之中。

在家里蹲群体中，发现有家庭暴力的占整体的10%。斋藤警告说，“长期蛰居在家里的人，会认为自己的人生没有意义，自己是个没有存在价值的人，他们的心情会变得非常糟糕。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过于痛苦，便转而认为‘是家人的教育方式不当造成的’。即使没有受到虐待，他们也会自认为遭受了虐待，这种对家人的恨意很容易发展成暴力行为。一旦施暴，就会像上瘾一样，逐步升级”。

对于家庭暴力要坚决拒绝，可以采取这样的应对措施，事先警告家里蹲本人，“如果施暴我就会报警，或者离家避难”，并且在暴力发生的当天就要付诸行动。“离家避难之后立即与家里蹲本人取得最低限度的联系，以一周为限，和他们约定以后绝对不再施暴，再寻找回家的时机”。

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

社会性家里蹲现在已不是日本特有的问题了。据说韩国有30万家里蹲，意大利成立了欧盟首个“家里蹲家属会”。在那些倾向于家人共同居住、家庭观念优先的国家，“家里蹲”正在成为社会问题。成年子女到30岁还和父母住在一起，和父母共同生活的比例较高，这些国家的家里蹲比较多。在世界范围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子女和父母共同生活。

而在很少与父母共同生活、崇尚个人主义的美、英等国，家里蹲问题涉及的范围并不广泛。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年轻流浪汉很多。虽然不同国家对于流浪汉的定义并不相同，无法简单进行比较，但据说美国有160万流浪汉，英国也有25万，而日本的流浪汉估计不到1万人，相差悬殊。

源于排斥和隔离弱者的思想观念

在日本，隔离和排斥残疾人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20世纪80年代以来，“去机构化”运动在国际上兴起，很多残疾人开始在自家生活。但日本的精神科病床还是有30万张，占世界的20%。“将有缺陷的人集中在一处照顾，这种文化至今仍然残存，可以说这是日本特有的落后之处”。

以5月份川崎发生的无差别恶性伤人事件为例，斋藤指出，“一旦发生这样的事件，国外首先报道的是对受害者的哀悼和对家属的抚慰。但在日本，则会报道凶手的品性，继而调查凶手的家人，引发舆论攻击。追究凶手家人的连带责任，这是日本独特的文化”。斋藤对此表示忧虑，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将照顾精神病患者和老人等弱者的责任完全交给其家人，因此对待家里蹲也可能同样有排斥思想在起作用。

“家里蹲”对策

那么，家里蹲的家人应该怎么做才好呢？

斋藤介绍了一名在家中蛰居5年的21岁男子的案例。在这个案例里，男子的父母先接受了咨询辅导，不再大声鼓励儿子，避免一切干涉，结果家庭关系逐渐有所改善。4个月后，其本人也前来就诊，开始接受家里蹲日间护理治疗。他和喜欢游戏的成员熟悉起来，就诊两年后开始上函授高中，而且从未缺席定期开设的面授课。他的成绩也很好，现在状态很稳定。 

下面根据斋藤的经验，介绍部分对策。对于家里蹲当事人来说，家人是首要支持者。因此，首先家人要征求精神科医生的意见，或接受咨询辅导。其次，通过参加外面的家里蹲家属会，保持与社会的连接，然后在他们与家人和社会之间逐渐建立起更广泛的连接。家人持续接受咨询辅导，同时寻求家里蹲区域中心、精神保健福利机构窗口或民间援助团体的支持，父母学会应对家里蹲的方式。这样的话，“家里蹲”本人也会慢慢发生变化。

斋藤说，对于家里蹲逐渐老龄化的问题，家人不要感到羞耻，也不要顾忌世俗的非议，应主动申请残疾人养老金和生活补助。父母趁着自己还健在的时候制定生活计划，让步入中老年的子女能够生存下去，这一点很重要。遗憾的是，日本政府现在还没有行动起来制定重大政策或建立有效的体系，也看不出政府对此有危机感。所以，重要的是自己要未雨绸缪。

就业和上学并非最终目标

由于微不足道的原因不想外出，断绝与社会的联系，这种状态一旦长期持续，就会引发抑郁、社交恐惧、昼夜颠倒等精神症状。因此，他们需要尽早与社会建立连接。斋藤强调，家里蹲的出路在于“其本人能够积极接纳自己的状态”。他最后总结说，他们的最终目标并不一定是就业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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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摄影：nippon.com编辑部

标题图片：斋藤环在东京内幸町的日本外国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2019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