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性教育（2） 被剥夺性知识学习权利的孩子们

毕业生痛批老师们的教育是错误的

水野哲夫25岁当了老师，开始在私立女子高中任教。多年之后，80年代初，他有机会邀请一位当助产士的毕业生来学校跟学妹们分享经验。在之后的感谢宴上，这位毕业生直言不讳地指责水野和其他老师：“老师们的教育是错误的，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

她所批评的老师们的“教育”，指的是校方对异性交往的处理方式。比如一旦发现学生随身带有安全套，老师们就会将其视为“不纯洁的异性交往”，为此会把家长请到学校进行三方面谈，要求学生改正不良生活行为。面谈的内容就是对学生施压，迫使她们断绝与异性的交往。

水野哲夫

“学校领导告诉我们，那些孩子都是‘坏孩子’，只有踢走她们，学校才能越办越好，我对此也深信不疑，一直按照上面的说法来教育学生。当时我自己对性也很无知。随身带着安全套，其实说明学生对于性是具备了一定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明明是好事，我们却非批评她们‘生活不检点’。而且当时监护人也什么都没说，学生们也觉得如果被学校盯上的话会很麻烦，所以没有人站出来反抗。”

这位毕业生严厉的指责让水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此外还有一件事也让他受到了同等程度的冲击。

“其实我的同事里，也有人依照自己的判断，对学生的异性交往并没有采取这种教育方式。他们觉得这种方式‘不恰当’，所以并没有付诸实施。其中不仅有老教师，也有跟我同时入职的人。虽然都在同一个组织中，我却采取了跟他们不同的行动，我没能把‘性’和‘人权’联系起来思考，也没有意识到在性方面我的教育方式是错误的，还践踏了学生的人权。这点让我很受打击。”

开展性教育后学生的变化

正好此时水野工作的学校开始体制改革，教师们商量后决定重新设计课程，然后就加入了性教育的内容。水野等人邀请来了社会性别研究者，首先在老师们之间开始了学习。经过两年的培训，1996年开始在一年级开设必修课“性与生活”。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教师们对直言身体部位的名称都怀有抵触情绪。有的老师一整个学期都没有说过“阴道”“阴茎”，而是用“屁股”一词代替，在解释人的性交行为时，也用“雄蕊”“雌蕊”来说明。那么学生方面又是什么反应呢？

“学生们很快就认识到了性教育的重要性。90年代后半期开始出现‘援助交际’和‘售卖原味制服（女学生出售自己穿过的、带有体味的制服——译注）’的现象，女高中生变成了性商品化的对象。学生们发出了很多质疑：‘为什么只有我们女生被骂生活不检点？为什么不追究买方男性的问题呢？’有的班级还把‘我们不是商品’‘性的商品化是什么’之类的问题拿到文化节上探讨。”

13岁之前不能教学生性行为的相关知识

学生们由于了解了这方面的知识而产生疑问，继而开始独立思考。20年岁月已逝，水野说，现在自己教的学生们也和当时不一样了。

“现在，女高中生被称为‘JK（日文女高中生罗马字音的简写——译注）’，依然是性商品化的对象。20年前的学生们虽然不拘小节，却很有主见，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品行不端的孩子也有很多，有的孩子也很叛逆，但是都非常朝气蓬勃。现在的学生，我感觉她们好像被人剥夺了反抗的力量。‘沉默是金’‘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氛围越来越强。所以现在很难听到学生们讲真心话。因此教师一方会主动找学生谈话，了解她们的感受。”

水野讲授的内容也在与时俱进。

“以前主要讲人体的生理机制，这是基础知识，当然要讲。不过大概在2010年之后，我们学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便开始对学生进行综合全面的性教育。把人际关系、性的商品化以及性暴力等社会上性与生活的问题囊括在一起开展性教育。此外，还将多样性定位为性教育的基础。以前我们也在讲多样性，但谈到性少数者，总是认为与自己无关，只是告诉学生‘这种人也是存在的，不能歧视他们’。而现在我从一开始就会让学生培养这样的意识：人类自身形成了各种性取向，性是多种多样的。”

近年来由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达，人们很容易获得大量的信息。受此影响，学生们在性知识方面是否发生了改变？

“我在高中、大学讲课的时候，收集了很多当时的提问，内容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比如‘性器官的大小为什么因人而异？’‘吞下精液后会怀孕吗？’之类的。相关信息看起来很多，但大多是垃圾信息。不仅如此，女子营养大学教师茂木辉顺等人的调查还显示，现在公立初中用于性教育的时间，3年总共才9小时左右。此外，日本刑法规定了‘性同意年龄’的下限是13岁，这是法律上认定一个人具有性行为同意能力的最低年龄。然而《学习指导要领》里却规定，小学五年级理科课上‘不得教授受精过程’，初中一年级保健体育课上‘不得教授妊娠过程’。因此，在学生13岁之前，是无法教授性行为等相关知识的。这样的规定很不合理。”

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成年后对性知识也知之甚少

反对性教育的人们会说“别揠苗助长”，意思是没必要刻意去唤起孩子们对性的好奇心，他们该懂的时候自然就懂了。果真是这样的吗？水野对此做出了反驳。

“举个例子，英国的卡迪夫大学与瑞士不孕不育治疗的默克制药公司共同开展了一项名为‘Starting Families’的意识调查，调查对象是18个国家希望受孕的夫妻，调查结果于2011年发布，其中‘妊娠相关知识水平’的调查中有些公认的基础题目，日本夫妻的正确率却非常低。”

这些题目包括“只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具备受孕能力”“绝经妇女也有受孕能力”“男性只要能产生精子，就有授精能力”“男性能够勃起就说明具有受精能力”，等等。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日本夫妻的正确率，比如“男性只要能产生精子，就有受精能力”这道题，在18个国家中就是垫底的，其他题的正确率都是倒数第二。

“真正想要孩子的成年夫妻，他们的知识水平也不过如此。与其他国家相比，知识量明显不够。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是错误的。不教国民妊娠的必要知识，政治家却高喊着‘每家要生3个娃’。都说该懂的时候自然就学会了，可这样学会的知识也就只到怎么滚床单的程度。性和人权的关系、恋爱期家暴（交往中的情侣发生的暴力行为）和性骚扰等问题真正的根源在哪里，这些都需要自主地去学习，跟同龄人交流，然后才能真正地掌握。”

在这种情况下，东京都的《性教育手册》时隔14年，今年终于进行了修订。规定在获得监护人同意后，学校可以教授避孕、人工终止妊娠等《学习指导要领》之外的内容。水野称，经过这次修订，今后需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个“能够在学校开展性教育的环境”。

东京都《性教育手册》修订版中的中学教育事例

“性的问题是人的成长和人类生存中必不可少的问题。但是日本的大环境却主张‘人们在性方面没有独立认知是没问题的’，国民学习的权利被长期剥夺。修订的东京都手册是政府机构制定的文件，敢于加入‘有些教学内容可能超出指导要领的范围’这句话是需要勇气的。我认为这点非常值得赞赏。但是目前，在学校开展性教育还需要获得学校上下的一致同意，也需要得到监护人的理解，门槛依然很高，而且还会增加教师的工作量。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学校创造一个稳定的性知识学习场所便成为今后的课题。”

采访/撰文：桑原利佳、POWER NEWS编辑部

标题照片：水野哲夫在东京都足立区举办的讲座上发言（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