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蹲”超过100万人：日本出现家庭单位的社会孤立现象

针对四十岁以上“家里蹲”的社会援助还很不充分

之所以说日本的“家里蹲”已经超过了100万人，是基于两项调查。其一是内阁府2016年9月发布的《年轻人生活调查》。

根据内阁府2016年9月发布的《年轻人生活调查》制作而成。该调查针对3115名15～39岁的民众实施。

根据总务省《人口推算（2018年）》的发布，日本15-39岁的人口为3445万人。因此，广义“家里蹲”的估算人数为54.1万人。

第二项调查，是内阁府2019年3月发布的《生活状况调查》。这是首次针对40岁以上“家里蹲”开展的调查。

根据内阁府2019年3月发布的《生活状况调查》制作而成。该调查针对3248名40～64岁的民众实施

根据总务省《人口推算（2018年）》的发布，日本40-64岁的人口为4235万人。因此，广义“家里蹲”的估算人数为61.3万人。

两项调查的估算人数合计，就超过100万人了。

川北在其著作中指出，虽然地方政府等渠道的调查也显示40岁以上人群中“家里蹲”的比例高于40岁以下人群，但针对40岁以上人群的社会援助并不到位。

“在日本，要求人们按照工作、结婚、买房的顺序一步步往上走逐渐独立。只是，一旦就职受挫就很难再度站立起来重新挑战。因此，那些受挫的人就只能在父母身边永远作为‘孩子’生活下去。而父母则在“自家的孩子自家管”的社会压力之下接受这种现状。”

从针对事件的反应看日本的家庭观

2019年5月神奈川县川崎市发生了这么一个事件：一位50多岁的男子持刀连续刺向正在等待校车的小学生及其家长，导致2人死亡，18人负伤。在那四天之后，东京都练马区又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一位曾经担任过农林水产省事务次官的70多岁老父亲，杀死了跟自己生活在一起的40多岁儿子。据其供称，“一想到川崎发生的事件，就想着不能让儿子危害周围的人”。

爱知教育大学副教授川北稔

“媒体报道说，川崎事件中行凶的男子和练马事件中被杀的儿子，都是‘家里蹲’。当然并不是说‘家里蹲’就会立马成为杀害无辜的犯罪分子。引人深思的是世人对这两个事件的反应——‘要自杀就自个儿去死’‘那个父亲也算是大义灭亲’。这其中蕴含这么一种价值观：自杀、家人互杀什么的都没什么，只要不给别人添麻烦就好了。以前，曾发生过家长对残疾孩子的未来感到悲观就把孩子给杀了的事件。那时出现了呼吁减刑的运动，认为那个家长太可怜了。但是，有些残疾人就提出异议说‘难道我们就合该被杀吗’。那么，练马事件中的那位儿子，也是真的合该被杀吗？”

日本社会中，“自我负责”这个词被频繁使用。而在“家里蹲”问题上，就变成了家庭单位的“自我负责”。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

 “过去的农业社会，孩子们在社区里成长，家庭是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单位。到了经济高速增长期，工作的地方变成公司，家庭成为回归的地方。在社会学上，有观点认为家庭因此最终只保留了治愈安心和生养孩子的功能。而看护和医疗等功能则转移到家庭之外，人们在医院里迎接死亡，也不再在家中举办葬礼。慢慢地，家庭变成了私人场所，外人不再轻易进入。在这过程中，孩子养育的结果就成了评价一家人的基准。如果孩子没有教育好，就说明这家人做得不好。因此，当孩子在学校里遭受欺负或孩子因处理不好公司的人际关系而变成‘家里蹲’，家长就会认为是自己的耻辱，从而切断与外界的联系，深居简出避开他人的目光。”

存在问题的不仅仅是家庭的这种看法。川北先生还指出，社会容忍度下降也是问题。

 “不管在哪个社会都会有人没有工作能力，自古至今总有一部分人流落在社会之外。但是，很少有针对这些人特别是其中的成人的援助机制。由于社会包容度低下，就容易使之自闭于家里。昭和时代，由于经济持续增长、终身雇佣、专职主妇等的支撑，即教育社会学家本田由纪命名的‘战后日本式循环模式’，人们在家庭、学校和工作之间不断循环流动，运作还算顺利。但到了平成时代，前述的经济增长、终身雇佣、专职主妇等支柱都不复存在。而且，围绕信息的竞争也经常性地会产生失意者。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社会性变化中，原本家人和社会的接点不够充分的问题就变得比较突出了。”

对接受低保补助有偏见

川北的这本书中，还介绍了家中有成人“家里蹲”大孩子的各种家庭实例。他们从不向外求助，问题拖延几十年，直到父母年事已高，才第一次跟外部社会沟通。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但是，“家里蹲”本人及其父母都不愿意轻易接受低保补助等援助。

 “也有世俗压力大的原因，很多‘家里蹲’当事人自身也认同了对接受低保补助的偏见，认为‘变成那样就完蛋了’，想着自己可不能变成那样。自己内心的偏见变成了自缚手脚，无法向外界发出求助。但无法求救会导致状况更加糟糕，最后乃至陷入孤独死等严重的事态。所谓自立，并非完全不求助于他人，而应适度地依靠他人和制度。”

那么，“家里蹲”本人及其家人应该怎么思考，应该怎么接受社会援助才好呢？

 “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的熊谷晋一郎，基于身患脑性小儿麻痹残疾的原因，长期从事小儿科学研究。他提出了‘分散依靠对象的自立’概念。不是只依靠家人，要把增加家人之外的依靠对象当作‘自立’来看待。但是，保护父母免受家庭内暴力的缓冲机制和为了应付一时生活困难的贷款制度也只是小范围存在，最终的生活保障算来算去也就只剩下一个低保补助了。有时也实在无处可以依靠，这是个大问题。”

川北先生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建议。

“这其中，我们现在能做起来的也很简单，首先在家庭之外结识能够向其诉说自家情况的外人。是社会福利机构的人也好，亲朋好友也行。他们也许会告诉对你可能有用的制度。人们很容易认为，利用制度的只是一部分可怜人。但其实像托儿所幼儿园也是一种福利制度，并不是购买什么特殊的服务。这样，大家就都在某种程度上享受税金的恩惠。要让他们形成善于利用社会福利制度的想法，把可以依靠的对象分散扩展到家庭之外。”

提供能够满足“家里蹲”本人及其家人广泛需求的援助

但是，即便是“家里蹲”终于去申请这不算多大的援助，也有些人在窗口沟通时进行得并不顺利。比如光被人说着“有什么事情请再来”，却没能收到有效的建议。

“有些人在窗口遭受嫌弃眼光导致失望灰心，自尊受伤。因此，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法对他们说，请您尽管去窗口商量吧。有个词叫作‘受援力’，如果能够利用的援助只是这么一种状况，是无法培育受援力的。而且，在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的背后，可能也有不希望别人麻烦自己的意思。在经济增长已经无法期待的当今社会，与他人发生关联与其说能带来利益，更有可能要注意风险。现在流行‘性价比’这个词。在算计自己的利益得失之中，你有没有过稍微亏损就感到十分痛苦的经历？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必要精心策划一种来咨询便能得到明显‘好处’的援助。”

另一方面，川北认为对“家里蹲”家庭的援助形式也与以往有所变化。那么具体是什么呢？

“以前一直是以解决‘家里蹲’本人为目标来开展援助，如果和这一目标不一致，援助就难以被接受。特别是如果‘家里蹲’本人拒绝接受援助，那么就很难向前推进。而现在则是‘综合性援助’，即开展能满足包括其本人及家人在内广泛需求的援助。就如下图所示，其中就可能有‘家里蹲’本人及其家人各自与外界产生关联的信息。将其与他人共享，这是第一步。”

川北继续作如下表示：

 “其实也不需要什么特别‘援助’，如果那位‘家里蹲’喜欢围棋或将棋，就可以说‘有人正在找下棋对手，要不要来杀一局’。并不是要改变‘家里蹲’什么，而是像与普通邻居那样来往和照顾而已。也许有人对‘援助’和‘关怀’这样的词语有抵触，那也有不用这样的词汇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们不要把这些被社会抛下的人当作例外来对待，而是接受他们存在的现实，然后大家共同生活就好了。”

采访/撰文：桑原利佳、POWER NEWS编辑部
标题图片： Takasu/PIX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