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是为了工作而来到日本……技能实习生的孤立无援

从中餐馆老板到劳动工会

1986年，27岁的甄凯来到日本留学。上了两年语言学校后，进入东洋大学法学系学习，后来进了一家服装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的缝制子公司常年接收中国实习生，甄凯负责为实习生提供生活指导和翻译服务。在工作中，他逐渐了解了当时日本的实习生接收制度。六年后，他被工作中结识的一位中国企业家挖走，以翻译身份负责新项目接收日方银行贷款等场合的窗口联络业务。但他听取中国员工的不满和意见，将之反映给社长之后，遭到了解雇。

40岁以后想要再就业很难。于是，他在当时居住的埼玉县幸手市的国际交流协会从事起了帮助地区社会和外国人加深交流的工作，做到了理事职位。后来，他在市里开了一家中餐馆。打出写着“你好”的中文招牌后，中国实习生纷纷前来用餐。

他们面临着“没有加班费”“没有工伤补偿保险”“长时间劳动”等问题。2004年，甄凯替他们出面前往埼玉县国际交流处咨询，对方为他介绍了“全统一劳动工会”，包括外国人在内，任何人都能以个人身份加入。此后，他开始作为翻译在全统一劳动工会接收处理关东地区实习生的咨询。“甄凯先生帮我解决了问题”——这样的消息通过实习生的网络传到了岐阜县，缺少翻译人员的岐阜一般劳动工会向他发出邀请，于是他奔赴岐阜市工作至今。

甄凯

九年前，甄凯开始在岐阜生活，用家里的空房间收留了三名由于与公司产生矛盾而变得无家可归的实习生。后来，收留的实习生越来越多，他干脆低价租来了朋友的三层小楼，在四年前创办了现在的避难所。四年间的入住人数累计有265人。其中有中国人、越南人、柬埔寨人、缅甸人和菲律宾人等各国实习生。有的人因为在工作中受了伤，却拿不到工伤保险赔偿，在这里住了长达两年多时间。甄凯这样解释道——

“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治疗，如果变成‘即使继续治疗也无法改善症状’的状态，劳动基准监督署将会支付一次性的补助金。但如果公司主张自身没有责任，不承认是工伤，有时候就只好打官司了。如果治疗时间和法院审理较长，他们在避难所居住的时间也会变长。”

有人重伤失去手指、有人持续三天长时间劳动

甄凯每年会收到超过100件来自实习生的咨询。为什么要如此费心费力地帮助实习生？他这样回答道——

“完全是处于想要帮助弱者的心理，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是一些来到异国他乡，语言不通、什么都不会做、什么都不知道、孤立无援的人们在向我求援。”

长期以来，有这样一些人来找过甄凯。有人来到日本刚刚三个月，在牡蛎养殖场的海上作业中，因为站不稳而被铁丝戳到了眼睛。有人在纸箱厂工作，手被卷入机器，失去了三根手指。据说发生这些事故都是因为安全教育存在问题。有人从事拆除工作，从建筑上跌落，他身上没有配备安全装置。还有人在职场遭到欺凌，纵身从三楼跳下，自杀未遂。据说还有人因为长时间劳动和职场欺凌，导致身心不适，他所在的公司将中国人和日本人用的厕所分开，如果中国人用了日本人的厕所，哪怕那里无人使用，也会遭到严厉的责骂。

据说不给工资和压低劳动条件的事例更是常见。甄凯证实了这一点。

“有一家接收了大约15名中国实习生的公司，每个月都从实习生工资里扣掉5万日元。这是所谓的‘强制存款’，为的是防止工人辞职，属于违规限制人身自由。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年，每个人总共被扣了180万日元。尽管公司方面声称，在工作满三年后会支付这部分工资，并允许实习生回国，但强制存款本身就是违法的。而且，公司只给了一小时300～600日元的加班费，这低于法律规定的最低时薪。当得知实习生向劳动工会寻求帮助后，公司立刻向法院申请了破产。”

在一家缝制公司工作的柬埔寨实习生宿舍里的淋浴间。据说许多实习生都住在如此条件恶劣的地方

一名中国女性实习生从事缝制工作，有一天从凌晨四点干到第三天早上五点，只休息了两个小时，最终因过度疲劳而病倒。该实习生向祖国的“劳务输出机构”寻求帮助无果，来找到了甄凯。

岐阜一般劳动工会出头进行“团体交涉”后，公司提出支付100万日元。但那名女实习生认为金额太少，拒绝了和解。过了一段时间，公司又提出120万日元，实习生还是没有同意。不过，由于団体交渉耗时漫长，实习生改变了主意。她和公司直接交涉，拿到一笔钱后回到了中国。据说，如果団体交渉达成了金钱和解，需要捐出20%给工会，而那名实习生不想掏这笔钱。

“因为劳务输出机构给她灌输了歪理邪说，告诉她‘工会解决实习生的问题，会从公司付的钱里面抽走一部分’。这种情况很常见。非常遗憾，我们试图帮助的人，谁都不认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他们都认为只是自己个人的问题。但如果作为个人问题加以处理，就无法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只能从公司“逃离”的选择

甄凯受理的实习生咨询，还涉及到生活的很多细节。

“比如实习生吵架了，谁被谁骗了，谁怀孕了，等等，我受理过各种各样的咨询。虽然不是属于劳动问题，但如果不解决的话，他们也不能安心工作。所以还是很费精力的。但绝不能置之不理。因为这些琐碎小事，也可能引发大问题。”

为妥善实施技能实习制度和保护实习生而设立的政府认可法人“外国人技能实习机构”也开设了实习生咨询窗口，配有六种语言的翻译人员负责接待。但甄凯表示，“机构的窗口不会像我们这样为生活琐事提供咨询”。据说，那些无处商量、孤立无援的实习生们，最终只能选择“逃离”。

“有一个越南实习生突然被公司告知‘入管局不承认你的签证’，必须立刻回国。公司说三天后签证就会失效，给了他一张机票。他给家人打电话说了这事儿，家人问‘付给劳务输出机构的借款怎么办？’，他问了身边的前辈，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他逃到朋友家躲起来。但因为需要办理更新签证的手续，护照和在留卡都交给了公司，不在他手里。不能外出打工，只能一直躲在朋友家，最后搞得神经衰弱了。”

“纠结许久之后，他通过朋友认识的日本人找到了我。即使技能实习签证过期，也可以申请其他签证，而在日本接收实习生的合作社却只是叫他‘赶紧回去’。”

2019年4月，日本推出了“特定技能”这种新的在留资格，外国劳工的数量今后将会日益增多。甄凯认为“需要建立可以监管劳动环境、外国劳工可以依靠的组织”。

“基于过去的经验，我们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没有资金来源。现在创建了一个NPO组织，一直在和政府协商，但始终没有批准下拨补助金。为了帮助那些孤立无援的外国劳动者，我希望获得经济支援。”

采访/撰文：桑原利佳、POWER NEWS编辑部

标题图片：在避难所做饭。白天采用轮班制，晚上由甄凯负责，不过有时候也会让大家一起帮忙（图片均由甄凯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