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落寞的邮筒，莫名袭来的惆怅

我喜欢信。以前当记者时，我习惯每天必给前一天见过、采访过的人写感谢信。写信也有助于我加深对那个人的记忆。

正因如此，当我看到北欧的丹麦将在年内撤除所有邮筒的新闻时，不禁感慨万千。通过投递信件维系人与人联系的邮政制度诚然可贵。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数字化社会的发展，信件数量正在急剧减少。我们曾经理所当然地享受的“全国统一公平服务”，如今似乎已走到了十字路口。

1871年，日本在东京与大阪之间启动了邮政业务。相比之下，丹麦的邮政历史要古老得多，可追溯至1624年。当时的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在欧洲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期间，为确立有效地传达指令的系统而开设了9条邮政路线，这便是丹麦邮政的起源。

最初的邮政服务仅供上流阶层使用，但1849年转为君主立宪制后，民主化进程加快，对邮政业务的需求也急速增长。在法律规定的“普遍服务义务”（USO，即全国所有地方均能平等享受邮政服务的法定义务）的保障下，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丹麦邮政服务使用量达到顶峰。

而如今，丹麦政府的数字化程度已在全球名列前茅，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Digital Post（电子邮箱）”，地方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所有互动、沟通已全面实现了电子化。

因此，由丹麦与瑞典共同成立的国营邮政公司“PostNord”在丹麦境内的信件投递量，从2000年的14.5亿封锐减至去年的1.1亿封，降幅高达九成以上，导致业务已难以盈利。去年1月，丹麦政府修改《邮政法》，终止了USO制度。“PostNord”也决定于年内退出信件投递业务，专注于需求日益增长的包裹配送。

从明年起，民营报纸投递公司“DAO”将接手信件投递业务。丹麦全国1500家DAO门店将取代邮筒，承担信件收发工作。有消息称，每封信的投递费将从29丹麦克朗（约合人民币32元——译注）降至23丹麦克朗。

欧洲自1997年前后开始加速开放邮政市场，物流成本较成高的偏远地区和人口稀疏地区的投递服务受到冷落的风险显现，为此各国相继引入USO制度以规避这一问题。与社会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丹麦不同，其他欧洲国家面临着如何平衡以保护消费者权利为核心的USO与邮政业务亏损的难题。

在英国，承担邮政投递的前国营企业被捷克实业家收购后，改为隔日投递；法国则撤除了使用率低的邮筒，且正在商讨取消周六的投递服务。可以说，在欧洲，USO制度已迎来了“存亡之秋”。

日本邮件需求萎缩情况也同样显著。与2001年度高峰期的263亿封相比，去年已折腰至125亿封。自2007年邮政民营化以来的近20年里，虽在勉力维持着全国2万家邮局、17万个邮筒的规模，但2003年时的调查就显示，每月完全收不到或仅收到一封邮件的邮筒竟多达6800个，实在是令人震惊的数字。

不仅如此，由于日本邮政公司未能贯彻落实对投递员是否饮酒、健康状态有无异常等检查而受到政府处罚。今年6月，2500辆负责据点间中转运输的邮政卡车被处以5年停运，且从10月起，部分用于配送的小面包车也受到使用限制。

按下“发送”键就能瞬间送达的电子邮件固然便捷，但经人手投递的手写信件却让人感到温暖。在这个效率至上的时代，书信更显必要。不知日本标志性的红色邮筒，是否也会像丹麦那样，终有一日从街头巷尾悄然消失？

标题图片：PIX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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