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伪难辨之信息爆炸时代”与新闻业

美国媒体人沃尔特·李普曼，创造了被后世广泛使用的“冷战”“刻板成见”等词汇，他同时还是一位开现代媒体研究之先河的思想家。

沃尔特·李普曼一直在探求的，是在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究竟由谁并以何种方式为普通市民提供支撑其做出判断的事实依据。新闻报道并非单纯的商品，而是维系民主制度的公共服务。作为一名高度关注新闻的受众，笔者对此深有同感，但如今难言这种感觉是全社会的共识。因为作为新闻报道主力的大众传媒正向“非大众化”发展，而受众的信息获取行为也在加速向“网络端转型”。

本月NHK放送文化研究所发布的《2025年国民生活时间调查》显示，实时收看电视15分钟以上的人群已从2020年上一次调查的79%降至71%。其中，16到19岁受访者的该占比为27%，20到29岁为33%，30到39岁为43%，年轻群体的实时电视收看率均已跌破半数。日本总务省每年实施的《信息通信媒体利用时间和信息行动相关调查》也更加直观地显示，2021年以后，所有年龄段平均上网时间超过电视收看时间的情况已经成为常态，而且年轻人疏远电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正在持续转向网络。

此外，同期发布的另一份调查结果也具有启示意义。英国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针对全球48个国家实施的调查显示，通过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接触线上新闻者的占比达到54%，首次超过通过新闻机构的官网或移动客户端（App）获取新闻者的占比（51%）。由此可见，新闻获取的场景从新闻机构的媒介向社交媒体转移的倾向，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

让人看到希望的，是对新闻本身的需求并没有消失。新闻被受众接触的“场景”发生了变化，但并非不再被消费，没有失去存在的价值。

围绕信息空间的环境，目前已从因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而带来的信息发布者数量呈井喷式增长的“信息爆炸”时代向前迈进一步，正在进入“真伪难辨之信息爆炸时代”——生成式AI技术的普及，让大量真伪难辨的信息可以以极低成本被大量生产和流通。2022年静冈县遭遇暴雨灾害时，就出现了有人蹭热度，用AI制作的虚假水灾图片在网上传播的事件，虚假和错误信息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受到关注。如今，这样的事情已不会一一引发热议。因为每一次灾害、每一场冲突发生时，用生成式AI制作的虚假视频都会在网上传播，真实可靠的事实反倒显得稀缺。

甚至有部分政客还将公众对虚假信息的疑虑当作政治资源加以利用。随着虚假信息的增多， “真实”信息也开始遭到质疑。政治家或有权势者在遇到不利于己的影像或新闻报道时，会指责其为“AI生成”“假新闻”，他们的支持者也会随声附和。这种现象叫做“撒谎者红利（liar’s dividend）”。这是2019年美国法学家提出的概念，如今已不再局限于美国，在世界各地都越来越常见了。

这种猜疑的心态还扩散到了选举、政治和灾害之外的领域。在日本国内，假冒名人制作的广告或账号诱导用户加入封闭式投资群，以此骗取金钱的案件在持续增加，被假冒的名人也纷纷怒斥这种行径。如果今后这类情况进一步增多，或许金融交易或本人认证也会成为被人猜疑的对象。

另外，新冠疫情期间，病毒和疫苗相关的虚假信息导致人们的健康受损，还破坏了公众对公共卫生部门和医疗体系的信任。虚假和错误信息的广泛扩散，给公共卫生、金融、行政、民主制度等整个社会体系带来了沉重负担。

普通市民对提供支撑自己判断的“可靠事实”的需求（是否支持大众媒体承担这一职责另当别论）只会日益增加，不会变少。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让持续产出经过核实的可靠事实的机构新闻业，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这些相继发布的调查数据，把“如何兼顾商业与新闻业”这个既老又新的命题再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标题图片：使用深度伪造技术制作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视频（右）与原始视频（左），美国华盛顿，摄于2019年1月（AFP/时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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