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江户时代日本图书行业盛况

“书物问屋”与行业垄断组织

即使到了现代，出版辞典、专业学术研究类书籍的出版社，和发行面向大众的书籍、小说、杂志的出版社，也有着明显不同的定位和作用。在江户时代，这两大类别也是出版业中的“双雄”。

出版辞典和学术书籍的出版商被称为“书物问屋”，幕府允许其组成“株仲间”（详见后文）。另一方面，负责发行娱乐类书籍的“地本问屋”则没有这种组织。

要了解其中渊源，得先从宽永年间（1624-1644年）京都的情况讲起，当时，民间出版商开始崭露头角。在历史文献中，江户时代的出版社有多种称呼，如“书肆”“书林”“书物屋”“本屋”等，为便于理解，本文除个别例外，将江户时代的出版社统称为“版元”（当时写作“板元”），书籍的零售商则称为“本屋”。

京都之所以出版业兴盛，是因为这里拥有众多神社、寺院。早在平安、镰仓时代（794-1333年），神社和寺院便已从事出版业，后来民间取而代之或由神社寺院委托民间经营的情况越来越多。到江户时代，许多版元都在通往神社寺院的参道沿途或门前町（指在寺庙、神社等宗教场所周边形成的聚落——译注）开设店铺。

此外，不少版元还兼营药铺。这可能源于一些商人同时经营经大阪府堺港进口的中药材和汉文书籍（参考《江户的书店（上）》，铃木敏夫，中公新书出版）。江户的书物问屋“须原屋茂兵卫”在创业之初也兼营药铺，后来分出来的“市兵卫”出版了日本第一部正式的西洋解剖学书籍译本《解剖新书》，发展成为江户最具代表性的版元之一。

大名名录《武鉴》的一部分。此为宽政年间书物问屋“须原屋茂兵卫”发行的版本，收录了纪州德川家的家谱、家纹（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到了元禄年间（1688-1704年），京都出版业被有“书林十哲”之称的10家版元主导，主要出版儒医书籍、禅宗等各宗派的宗教书籍，以及关于和歌的学术书籍。后来，这些版元相继在幕府所在地，也就是实质上的首都江户设立分支机构。

京都的书物问屋获官方认可，可设立“株仲间”。所谓株仲间，类似于现代的行业垄断组织（卡特尔），通过向当权者交纳冥加金(*1)以获得独家经营权。除了版元，这种制度还存在于米商和海运商等。在京都，很久以前，制作和销售历书的出版商中已存在株仲间（参考《江户的书店（下）》，同上）。

在江户，起初，幕府担心影响出版业的经济活力，未允许成立株仲间。后来，1722年，世称“大冈越前守”的江户町奉行(*2)大冈忠相颁布了新法令，主要内容如下：

• 新出版的书籍中不得含有与现有论说相左的观点
• 好色本（情色小说）需分阶段逐步绝版
• 禁止擅自篡改他人家谱
• 必须在版权页中注明作者和版元名称
• 禁止出版关于德川家康及德川家的书籍

这实际上是对出版业的一种管控。遵守这一法令则可获准设立株仲间，但幕府要求组织成员相互监督，检查对方的出版内容，以确保不违反法令，也就是说版元必须进行“自主审查”（参考《从江户的书店看近世文化史》，今田洋三，平凡社）。

不过，没有记载显示书物问屋的株仲间需要缴纳冥加金（《江户的书店（下）》，同上）。可以说，这是一种高明手段：不收钱，但通过让版元之间相互监督，有效防止不利于幕府的书籍出版。

然而，对寻求自由表达的出版人来说，这种严格的审查制度引发了他们的不满。大众也因无法从这些内容僵化的书中获取自己想知道的东西，而逐渐失去了阅读兴趣。这种情况为新市场的开拓创造了空间，“地本问屋”迎来发展机遇。

1841年，书物问屋株仲间因妨碍自由经济之由被废除，但1851年又被恢复，并一直存续至明治维新时期（19世纪60-90年代）。

通俗读物的兴起与“地本问屋”

1682年，小说家井原西鹤的浮世草纸（江户时代的一种通俗小说——译注）《好色一代男》在大阪出版，引发轰动。

由于市场反响热烈，大阪的版元请井原西鹤继续创作好色本，推出了《好色浮世跃》等作品。此后，由其他作者创作的好色本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甚至还出现了大阪与江户的版元联合出版、跨地区合作的作品。自此，通俗读物在关东市场逐渐站稳脚跟。

1693年井原西鹤去世，此后出版业中心从京都、大阪一带逐渐转移至江户。因为江户人口增长迅速，市场前景更为广阔。这些在江户本地创作和印刷的通俗读物，被称为“江户地本”。

江户最早的地本问屋之一是“鳞形屋”。1660年，鳞形屋在大传马町（东京都中央区）开店，并出版了江户首部“草双纸”。这是一种以图画为主、文字多为平假名的通俗读物，形式接近漫画。这一史实记载于1781年出版的《草双纸评判记 菊寿草》。该出版商后来的经营者即为鳞形屋孙兵卫。

图中描绘了1779年鳞形屋店铺的景象（出自《三升增鳞祖》，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从京都进入江户的“鹤屋”也是一家大型地本问屋，其每一代经营者都沿用了“喜右卫门”这个名字。

虽然幕府未允许地本问屋成立株仲间，但这些商家依然建立了联结紧密的类似组织。例如，他们之间存在一种名为“本替”的交易系统，通过与同行互换等价数量的书籍以消化部分库存，确保图书销路。

下图的《道中画谱》描绘了名古屋版元“东壁堂”的景象，为葛饰北斋于1830年（天保元年）前后所作。画中那些背着大包袱的人叫做“世利”，是批量采购图书并进行销售的贸易商。

葛饰北斋在作品《道中画谱》中描绘的版元“东壁堂”。东壁堂于1776年在名古屋成立，店铺外观与江户的版元无异，还曾与江户的版元联合出版过书籍（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地本问屋之间会互相监督，防止出现内容类似、未经许可的书籍和仅稍作改动的仿版书，打击盗版，但另一方面，对既得利益者的保护也使得新商家难以进入该行业，导致业内失去“新鲜血液”。虽有部分学徒在升任伙计、再到掌柜后，沿用同一屋号自立门户，但仍需维持与总店的主从关系，自由发展受到限制。

长此以往，整个行业变得死气沉沉。就在此时，茑屋重三郎（下文简称“茑重”）推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出版物。

江户时代，图书借阅服务十分普及

除了版元和地本问屋，江户时代出版业中另一个重要角色是“借书屋”。茑重最初便以经营借书屋起家。

由于书籍价格高昂，当时，普通人一般选择借阅书籍。借阅费因年代而异，在茑重生活的时期，一本书的租金约为6文至30文。当时，一碗荞麦面16文，因此借书的费用比较合理。

日本国文学家、书志学家长友千代治在《江户时代的图书流通》（思文阁出版）一书中指出，正是这些借书屋，培养了江户人的读书热情。

对于出版商来说，借书屋的存在同样有好处。例如，一本草双纸通常只有10页左右，发行量也不多。若使用雕版印刷可大量生产，压低不少制作成本，但定价却比较高。

据《画入读本外题作者画工书肆名目集》记载，1808年时，江户有656家借书屋。若这些借书屋都从版元购书，那么版元可卖掉约600册。这一销量在现在看来不多，但1800年前后一本草双纸的初版发行量通常为250册左右（三田评论网络版，2025年1月8日），因此这样的销量足以带来可观利润。

借书屋的经营方式多种多样：有些书商背着装着书的包袱走街串巷，有些专门去戏院后台向演员提供借阅服务，还有些以在江户履行参勤交代(*3)义务的武士为主要客户。也有一些借书屋和茑重一样，将市场重心放在了吉原游廓（江户的红灯区——译注）。

（左）《倾城怪谈冬乃月》描绘了一名走街串巷的借书商背影。（右）《从夫以来记》描绘了借书商拜访大名府邸的场景。武士的子女们正在选书，其后是他们的父亲（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对于借书屋而言，武士是重要的客户群体。从地方到江户履行参勤交代义务的武士大多对江户这座都城并不熟悉，因此，吉原游玩指南和各类介绍江户吃喝玩乐的书籍很受他们欢迎。

另一方面，涉及性的书籍不能在公共场所公开阅读，因此借书屋会提供送书上门服务。越是描写露骨的书，越有市场，因此这些情色小说的租金比普通书要高两成。

不过，借书屋并非只做借阅业务。单靠租书难以为继，因此大多数借书屋也兼营零售。版元亦是如此，仅面向大众读者销售图书利润有限，因此同行间也相互流通或将书籍出售给借书屋。可以说，整个行业通过互帮互助得以生存发展。

江户时代图书行业的这种运作模式，实在是独特且有趣。

标题图片：《江户名所图会》中的地本问屋“鹤屋喜右卫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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