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的使用说明书》作者黑川伊保子:由大脑的两种“感性模式”思考新冠时代的沟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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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工智能的黑川伊保子主张,在多样性日益发展的当今社会,消除男女之间的隔阂是消除社会上沟通障碍的关键。黑川认为,男女之间的分歧来源于大脑“感性”的不同,让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黑川伊保子 KUROKAWA Ihoko

感性调查株式会社董事长兼总经理。1983年毕业于奈良女子大学理学系物理学专业。在富士通Social Science Laboratory从事了14年人工智能(AI)研发工作,1991年开发出“真实商务环境中全球之首”的日语对话型人工智能,并应用于全国的核电站。在语感的量化研究中取得成功,包括为大冢制药推出的健康食品“SoyJoy”命名在内,为多种商品名称的感性分析做出了贡献。著作有《沟通压力》(PHP新书,2020年)、《人类的使用说明书》(筑摩新书,2019年)、《妻子的使用说明书》(讲谈社+α文库,2018年)等等。

男女的大脑结构是否相同

男性和女性的大脑结构和运作方式是否有所不同?以科学家为首,世上有无数人对这个问题深感兴趣,企图找到答案。人们普遍认为男女的大脑结构存在着性别差异,最常见的说法是女性具有直觉功能的右脑发达,男性具有分析和推理功能的左脑发达。目前的医学发展似乎并没有证明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发行量逾40万部的畅销书《妻子的使用说明书》的作者黑川伊保子明确表示:“男女大脑功能没有性别差异”。那么,为什么男性和女性之间总是有分歧,很难相互理解呢?黑川认为,这是因为大脑“感性魔咒的束缚”。

“男性和女性的大脑都是‘全能配置型’,没有任何差异,我非常不认同右脑型和左脑型的说法。从脑电波可以清楚地看到,右脑和左脑是相互配合发挥作用的,不可能只有右脑或左脑一侧大脑在工作。只不过前提是大脑的全部功能并不会同时一齐开动。大脑在瞬间运用的功能是有选择性的。总之,男女的大脑具有的功能并没有差异,但对于瞬间使用的神经回路所做出的选择,是分为男女两种类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男性和女性的大脑是不同的。”

黑川将“感性”定义为:大脑在无意识中瞬间使用的神经回路的特性。她指出,大脑中存在着两种感性。多数男性和女性优先使用的感性是不同的,因此这两种感性相互冲突,产生强烈的沟通压力。男女各自坚信自己的感性模式是“正义”的,互不相让。这就是“感性魔咒的束缚”,是男女隔阂的真相。新冠疫情下居家时间变长,据说“新冠离婚”案件也有所增加,如果充分了解自己大脑的感性模式,将有助于缓解家庭内部的压力。

“结果导向的问题解决型”和“过程导向的共鸣型”

男女大脑典型的感性模式是怎样的呢?我们请黑川进行了更加详细的介绍。

“大脑感觉到不安而紧张起来时,瞬间被选定的神经回路在原始设定上男女之间是存在着巨大差异的。神经回路的使用方式有两种典型的模式,一种是瞬间瞄准远处活动的事物,另一种是紧紧盯住眼前的重要事物。在语言交流中,一种人选择的回路是指出问题之所在并急于解决,另一种人则选择通过共鸣首先去认识问题。优先选择哪一种,根据生殖策略划分为男女两种类型。”

生殖策略源于人类“男性打猎、女性育子”的历史。“男性大脑”是在荒野中不断遭遇危险的过程中进化而来的,用于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而“女性大脑”是在与养育子女的女性同伴的亲密交流中瞬间相互共鸣、相互出谋划策的过程中,逐渐提高危机回避能力的。换言之,“男性大脑”是“结果导向的问题解决型”,其神经回路为通过找出缺点迅速解决问题,提高事情发生时的危机应对能力;而“女性大脑”为“过程导向的共鸣型”,神经回路为通过相互共鸣产生深刻的觉察,提高回避日常危机的能力。

“当然,并非百分之百如此。属于哪种类型常常依赖工作和生存环境,而且也有个人差异。并不是说生为男人,就一年365天、终生使用男性大脑。可以有意识地使用任何一种类型的大脑。当危机发生时无意识地优先选择的感性模式不同,由此产生了男女之间的隔阂。”

仅凭性别差异是不会产生感性上的隔阂的。男性也有瞬间使用过程导向的共鸣型模式的,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一模式的男性也不少。女性也是一样。有的夫妻“男性大脑”和“女性大脑”应对压力的模式截然相反。有位当“家庭主夫”的友人读了《妻子的使用说明书》后,笔者向他询问感想,他对书中的很多内容都表示认同。他说:“我终于明白了,在日常生活中感觉焦躁不安,夫妻经常吵架,是因为这种感性上的不一致啊。”于是,他开始站在妻子的角度进行换位思考,尝试理解女性中常见的大脑的感性模式。

将大脑视为一种装置

黑川的沟通理论建立在将人类的感性应用于人工智能(AI)的研究基础之上。“我们将人脑视为一种装置,目的是在电脑上模拟人脑的思考模式。在开发人工智能时,为了顺畅地和人类进行对话,电脑需要获得必要的知识,这种研究方法与脑生理学、心理学是不同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男性和女性采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对话模式,一种是问题解决型,一种是共鸣型。”

在女性居多的共鸣型对话中,最重要的是以感情为导火索(诱因)触发并重新体验过去的记忆,通过这种方式找到当初没有注意到的解决对策(深刻的觉察)。比如你诉说“腰疼……”,对方马上就会想起自己类似的记忆,表示共鸣:“啊,挺难受的吧。我把腰扭伤的时候也……”即使对话听起来絮絮叨叨无异于废话,但是在交谈的过程中却重新体验了腰疼的前兆,并想到了预防措施,可以提高回避危机的能力。要想巧妙地运用感情的导火索,让谈话的对方产生共鸣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在家庭中妻子谈论自己失败的经历:“喂,你听我说,”这时“问题解决型”的丈夫认为妻子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听得心不在焉,或者马上指出妻子的问题,这样一来就只能产生沟通压力,无法获得觉察。此时最重要的是要给予妻子共鸣,“那可真是不容易啊”“你已经尽力了”之类。

实现大脑的“多样性”

黑川讲述的很多内容我们可以认同,但有些地方还是感觉不甚明了。比如,如果认为男性脑和女性脑是在“生殖策略”的基础上进化而来的,那么没有生育过的女性会怎样呢?对此黑川解释说:“并不是因为没生育过子女大脑就发育不成熟。大脑中会不断积累生育之外的经验。的确,受妊娠、生育和哺乳期激素的影响,女性的大脑会发生变化。这个时期女性对孩子的共情能力达到顶峰,所以人们才会倾向于认为生育非常重要。我自己边带孩子边工作时,发现自己对事物的看法是偏颇的,于是经常听取没有孩子的朋友的建议。”

黑川表示,如今的时代需要多样性,最理想的情况是在所有场合实现大脑感性的多样性并相互补充。“生理上的男女和大脑的男女不一定一致。因此比起性别上的男女比例,更应该按照所有大脑类型的组合来组建职场的工作团队,比如具有不同年龄层特点的大脑、共鸣型的男性脑、问题解决型的女性脑等等,否则对事物的看法会出现偏颇。在某种局面下女性脑的感性优先,在另一种局面下男性脑的感性优先,由此决定依赖谁完成工作、让位于谁,这一点也很重要。”

爱情也会在依赖和示弱的过程中孕育而成。“大脑是动态互动的,在发生相互作用时会本能地怜爱对方。不是因为妻子或恋人美丽、温柔、能做好吃的饭菜而怜爱对方,而是因为这件事她独自一人无法完成,自己帮了忙,她对自己露出了笑容,所以才感觉对方很可爱。而有些男性像奥特曼一样强大、富于正义感,绝不示弱,像是用硬铝合金材质制成的,你能爱上这样的男性吗?一个人如果不适当地示弱,你是感觉不到他(她)可爱的,对吧?”

政治家的“男性大脑”和“女性大脑”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政治家的感性将在危机应对中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在新冠肺炎危机的应对中,德国总理默克尔、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新西兰总理阿丹等女性领袖的才干和沟通能力令全世界瞩目。

“她们的确充分发挥了女性的强大力量。在这次空前的危机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女性大脑感性的作用,以本真的自我贴近身边的每一个人,或许采取这种现实的共鸣型沟通方式非常合适。日本的自民党政权确实倾向于男性大脑型的感性模式。即便增加女政治家的人数,当今日本的政权恐怕也只接纳那些受过训练的女性,她们效仿男性,像男性一样行事。至于(像新西兰总理阿丹那样在Facebook上公开自己的部分私生活)落落大方地向国民展示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真实面貌,一边给孩子换尿布,一边发送信息,日本没有这样的女性大臣吧。”

谈及安倍首相采取的应对新冠病毒的措施,黑川笑着说:“在前景不明朗的局面下,政府也在试错中采取措施,这种边干边摸索的情况让民众看到可能反倒更好。”她解释道:“说是‘公平地发放口罩’,发放到每个人手中需要时间,而且有很多人不想要也会领取。与其忙着做这些事情,不如先去支持医疗一线的工作,政府为什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口罩这种物品完全可以个人手工缝制。既然无法依靠政府,我们每一个人就应该自己行动起来,如果大家都这样想也许就能达到提高国民危机意识的效果”

政治家需要具备同时驾驭两种感性的能力。“重要的是要有意识地分别使用这两种感性。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共鸣型的沟通方式,在那种情况下采取问题解决型的沟通方式,能够掌控自己大脑的运作方式才是成年人。政治家尤其需要具备这种控制能力。不过,瞬间发生的事很难掌控,所以要把握自己的感性倾向,同时需要伙伴的配合,对于自己瞬间的偏差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政界需要的不是在性别上男女各半,而是大脑思维方式灵活多样的多元化组合。只有将结果导向的问题解决型和过程导向的共鸣型大脑灵活多样地组合起来,才能保护生命、保卫国家。”

摄影:花井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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