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华人龚轶群：为租房弱势群体享有平等权利而努力

“不让留学生入住”

“日本政府想增加来日本的留学生人数，但如果没有足够的房子让他们住的话，那可就麻烦了！”

在参加LIFULL（当时名为NEXT）面试时，龚女士曾如此强烈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当时，她正好在帮助从上海来日留学的亲戚找房子。虽然有日本人提供租房担保，但还是屡屡被不动产公司以“留学生不好办”“中国国籍不行”为由拒之门外。

日本政府于2008年提出“30万留学生计划”，但却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接纳这些留学生。日本各地都有不少外籍青年为了寻找住处而劳心费力。如果只是见一个帮一个，那么能做的终归有限。因此，龚女士在面试时表示“想通过网站平台帮助留学生找房子，消除不动产行业对外国人的偏见”。她因此得以入职。

“我读书那会儿住在自己家里。所以直到我帮亲戚找房子时，才知道原来外国人在日本找房子那么难。”不过，龚女士十分了解在日本的外国人会面对多少困难。

“黑暗时代的开始”

出生于上海市的龚女士5岁时来到日本。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中日之间的人员往来频繁。龚女士的父亲作为留学生独自一人来到日本，毕业后成为一名工程师。后来，他让妻女来到日本一起生活。

龚女士从日本的保育园进入公立小学。当时，学校里没有其他外国小孩，她是几乎完全靠自学掌握了日语。

“我在电车里和父母混用中日两种语言交谈时，会被其他乘客盯着看。在小学，我也觉得自己和其他小孩不一样。不过，当时我交到了朋友。进入初中后，也融入到了周围的环境中。我是从高中开始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的。”

当时，龚女士去英国牛津大学参加为期两个月的高中生研修活动。这是她第一次和好朋友一起出国。除名字外，看起来和日本人并无二致。但是，她耗费了比日本朋友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才拿到签证，离开日本要办理再入境许可的手续。这让她再次意识到自己不是日本人。

参加英国牛津大学的研修活动，右一为龚女士（图片：本人提供）

“当时，有许多国家的高中生参加了研修活动。和我同年级的台湾人当着我的面说，因为你不是日本人，所以我不能和你做朋友。一旦离开日本，别人就不会像对待日本朋友那样对待自己。我到底是谁？这是我人生‘黑暗时代’的开始。”

在此之前，龚女士隔几年就会和父母回一次上海。然而，她感到在日本长大的自己无法融入中国社会。

“父母对他们自己中国人这个身份没有任何疑虑。比如，在世乒赛中，如果中日对战的话，他们会给中国队呐喊助威。我不喜欢按照国籍进行比赛的方式，因此，无法接受像奥运会这种分国家开展竞技的活动。”

“于是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必须要被国籍这种自己无法选择的东西束缚呢？”

更换国籍失败后直接参加就业活动

为了寻根，龚女士在就读大学期间，曾去上海的复旦大学留学一年。她在那里遇到了一群和自己一样在国外长大的华裔年轻人。大家对自己的身份抱有不同的看法。

“有一名出生在中国东北、后来加入日本籍的学生，虽然用的是日本人的名字，但家庭中却秉持着中国的价值观，这名学生对这种价值观的差异感到很苦恼。让我很受触动的是，有一名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部的华裔学生坚定地认为‘自己就是美国人’。”

“一直以来我都很在意别人的看法，总是在思考‘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什么人’。但是，遇到和我经历相同的人，接触到他们的各种想法和价值观之后，我发现原来可以自己决定自己是什么人。这让我慢慢地从人生低谷中爬了上来。”

因为外国国籍对就业活动不利，所以龚女士回到日本后想要加入日本国籍。到政府机关想提交申请，结果因为她有一年时间离开日本前往上海留学，所以被告知不符合加入日本国籍的条件。

中国国籍确实给龚女士找工作带来了一些阻力。即便如此，她依旧积极应聘贸易公司，希望在中日两国间开创新型商业模式。不过，龚女士未能通过大型贸易公司的最终考核。当她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是否更适合去创业公司时，遇到了为亲戚找房子费尽辛苦这件事。这次经历促使龚女士决定试一试去应聘当时正处于上升期的LIFULL公司。

“为了向面试官具体展现入职后想做的事情，我走访了自己当时居住的川口站附近约10家不动产公司，向对方打听为什么外国人找房子那么难。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因为房东不愿意租给外国人’。”

外国人会不会不遵守丢垃圾的规定？会不会在半夜三更大声喧哗？原来，房东担心的是有可能因语言和文化不同而带来各种麻烦。

和专家合作，一起提供帮助

刚入职场时，龚女士并没有从事自己期待的工作。“可以说是几经周折，从干销售到启动‘FRIENDLY DOOR’项目，中间耗费了9年时间。”

“FRIENDLY DOOR”（以下简称“FD”）是一个网站。外国人、性少数群体、低保户、老年人、单身妈妈或单身爸爸、灾民和残障人士等“租房弱势群体”可以通过这个网站查找为他们提供周到服务的不动产公司。

龚女士是公司内部社会活动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这一经历让她进一步拓展了FD的经营范围。通过社会活动委员会的活动，她接触到为贫困户提供支援的政府认证的非营利组织“自立生活支援中心-Moyai”。该组织是日本首个获得不动产营业执照的非营利组织，同时从事不动产中介业务。

与非盈利组织的接触拓展了龚女士的认知，她了解到原来遭遇租房难问题的不只有外国人，另外生活贫困者包括从老年人到残障人士的各类人群。

“通过和‘自立生活支援中心-Moyai’的对话，我发现无论是低保户，还是外国人，大家租房难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很多房东担心这些人在入住后，会出现不按时缴纳房租、孤独死、邻里纠纷等问题。我希望他们了解这些风险究竟有多大，采取什么对策可以降低风险。”

为了消除这种不安情绪，FD策划实施了面向不动产公司和房东的研讨会。FD和“自立生活支援中心-Moyai”等非营利组织、专门为老年人提供房源信息的“R65”、性少数群体创立的“IRIS”、为残障人士提供服务的“Make Home集团”等拥有专业知识的不动产公司展开合作，同与会者分享各自的实践经验。比如，如果租户是低保户，那么了解住房补贴政策后就能知道大概的房租上限；如果租户是老年人，安装发生突发状况时可以向其家人发送消息的系统，应该可以减轻房东的心理负担。

此外，FD还开始向不动产公司提供《待客须知》，上面写有为性少数群体、残障人士、外国人提供租房服务时的注意事项。在以外国租客为对象的须知中，写有从在留资格种类等基础知识到待客之道、搬家和入住后的注意事项。

首先，要增加那些能够理解租房弱势群体处境并可以与房东进行沟通的不动产公司的数量。FD刚成立时，登记的不动产公司约有400家左右，现在已增至4400家，目前正热切期盼着早日达到6000家的目标。

“租房弱势群体中有许多人并不贫穷。日本全国约有850万套空房，却正在眼睁睁地错失商机。开展准确的风险评估，采取相应的对策，让大家有房可住，这比让房子白白空置强多了。”

社会公益活动和协同效应

新冠疫情和物价上涨凸显了贫困户的困境。

“从雷曼危机开始，申请生活救济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虽然出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代付房租的住房补贴政策，但这方面的政府援助还远远不够。”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年轻人的贫困问题。“‘自立生活支援中心-Moyai’每周六都会在东京都政府大楼前发放食物。听说现在来领取食物的多达700人以上，而且年轻人正在不断增加。”

FD目前正在围绕新课题展开讨论，即能否为那些无法依靠家人的年轻人和难以通过租房条件审核的自由职业者提供租房帮助。

除日常工作外，龚女士还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社会做贡献。2015年，她加入了政府认证的非营利组织“Living in Peace”，2018年创立了难民援助项目并担任代表理事。

“在这家非营利组织中，我帮助难民子女参加就业活动和学习日语。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我们和Make Home等公司合作，在FRIENDLY DOOR网站上开设了为难民和疏散人员提供帮助的服务窗口。我的本职工作和社会公益活动经历带来了1加1大于2的协同效应。”

“住房是人生存的根本。我的愿景就是消除租房弱势群体。”龚女士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愿，日复一日、脚踏实地地为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而不懈努力。

在东京都千代田区LIFULL本部

摄影：大久保惠造（标题图片/采访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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