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喜欢风险的国家，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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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稳妥”的日本，为成功赌上一把的西欧

日本人是如何认识现实的？基于这种认识又创造了怎样的文化呢？

“人们的见解和想法，都受着他们所使用的语言的制约”——如果按照著名语言学家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的假说来看，那么我这个在日本生活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人，因为已经和日本人用相同的语言在思考了，所以再回头去看生我养我的阿拉伯社会，有时就会感到某些事物有点儿不可思议。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阿拉伯人，由于母语阿拉伯语早就深深地根植在我的脑海，所以也经常会感到日本人和他们的一些行为很是奇怪。这样就让我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好像自己是悬浮在日本和阿拉伯这两个文化之间似的。

日本人似乎一听到“风险”这个词，就马上认为那是“会招来某种恶果的危险之物”。因此，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自然而然地变得事事谨小慎微，尽量地不去冒风险。无论是上班上学，还是和人聊天说话，在各种场景下，都尽可能规范言行，以避免产生风险。这样做的结果，就形成了日本社会中无处不在的“稳妥”。

然而，作为日本近代化样板的西方社会，“风险”所包含的概念，更多的是强调“计算好的行动如果顺利展开，收获的成果是巨大的”。也就是说，在计划的时候，为“成功”赌上一把的想法占主导地位。相较于更偏向于招致恶果的日语语感，两者间明显地有着天壤之别。

我在日本大学执教差不多有15年了，感觉学生们的行为中也表现出了回避风险的意识。课堂上我总是想创造一些双向形式的教学机会，让学生们展开讨论，各抒己见；然而，即便我询问学生们的意见，他们也不会给出什么像样的回答。但是用不了多久，你会看到教室各处的学生们跟同桌聊天的情形，或是表达自己的意见，或是辩论起来。看来他们并不是没有意见才不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认为既然没人举手发言，那我自己也别太引人注目为好。日本人最擅长的“解读空气（察言观色）”，就是为了规避“枪打出头鸟”风险而形成的生存智慧。

乐观还是悲观，取决于基因？

据说，由于生性讨厌风险，日本人是世界上投资欲望最低的。日本银行的资金循环统计显示，2018年末，个人（家庭部门）金融资产高达1830万亿日元，但与欧美主要国家相比，现金存款的比重很高，股票、基金等风险资产的比例较低。产生这种结果的一个很大因素，是在日本人的意识中，伴随风险的投资收入通常会被打上负面标签。所以无论政府如何摇旗呐喊，“盘活存款，激活投资”也难有进展。日本人的这种消极思维似乎与遗传因素存在着很大关系。

美国名牌大学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心理学家朱莉·诺伦(Julie K.Norem)的研究显示，人的心理倾向可以分为“防御型悲观主义者”和“战略型乐观主义者”两种。防御型悲观主义者，就算是获得再多的成功，也总会负面消极地认为“下一次可能会失败”；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战略型乐观主义者，即便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也会积极正面地认为“下一次绝对成功”。

决定一个人是防御型悲观主义者，还是战略型乐观主义者的关键，据说是血清素这种物质。血清素是脑内的一种神经递质，血清素高，有助于让人产生安心感，提高斗志；相反，血清素低，则会导致不安或焦躁。负责血清素在脑内的运输工作的物质叫做血清素转运体（SERT），或血清素转运蛋白。据说血清素转运体的不同基因形式，决定了人体内血清素的多少。

血清素转运体的基因中，有血清素搬运能力弱的“S型”和搬运能力强的“L型”。由于基因是从父母那里各获得一个，所以就会有SS型、SL型、LL型三种组合。据说日本人中SS型占了近七成，LL型也不超过百分之十。也就是说，由于脑内的血清素没有得到充分使用，这样就会因为一点点小事而感到不安，动不动就爱往不好的结果那里想。于是乎，这群“防御型悲观主义者”就组成了一个叫“日本”的国家。

“和”的精神，在大脑中起到一种制动作用

为避免误会，这里有必要先说明一下，“战略型乐观主义者”优秀，或者“防御型悲观主义者”注定与成功无缘这种说法是不存在的。正如朱莉·诺伦这本书的书名《The Positive Power of Negative Thinking（中译本《乐观者赢悲观者胜》）》那样，负向思维也能产生积极的力量。那些总想着“万一失败了的话”和“前路必然充满坎坷”的人，会缜密地制定计划，避免因行动草率而招致混乱给周围人带来麻烦。由于他们会最大限度地考虑对手的情况，所以也比较容易跟他人建立信任关系。如此想来，所谓“防御型悲观主义者”这种性格，或许是日本人兢兢业业勤劳肯干的源泉也说不定。

人脑似乎被两种机制所控制。一种是为满足愿望和欲望的存在的“加速器”机制，另一种则是抑制这类欲望的“刹车”机制。

“加速器”机制是人脑中掌管人类天生本能的部分，而与此相对的是“刹车”机制，它是人类在成长过程中习得的。在尽量避免成为“出头鸟”的日本社会，“刹车”的意义尤为重大。

从日语的语言特色也能看出这种心理的影响。就像“不是〜吗？”“或许是〜也说不定”“一般认为是〜”这类，都不做断定，而是选择用委婉的、稳妥的方式来表达，这些都是日本人认为“好”的说话方式。一般认为抑制情绪和表情，是日本特色文化之一。不在人前表露强烈的感情，即便是悲伤或是不安，也要控制自己，表现出强大的意志力，这也是日本人的“刚强”气质所使然。

构成日本人“和”之精神基础的也是人脑的“刹车”机制。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村民需要优先考虑的，就不是自己，而是全村的需求，必须与其他人一起行动，种植和收割水稻。这点也是靠着日本人擅长的大脑制动机制来实现的。类似的例子想要多少，就能举出多少。大脑的“刹车”机制已经成为了日本人行为模式的标准。

消极和积极都是等价的

由这些“刹车”机制而产生的行为模式，便以体贴关怀他人的形式得到体现，催生出了日本人的“服务”精神。说到底，我们或许也可以认为，日本人比其他民族都更能体察和关照周围的人，更加擅长为他人服务。

在推崇“全球标准”的当今世界，西欧型的战略型乐观主义者备受赞赏，人们倾向于认为那些处事积极乐观，坦率表达欲望和希求的做法，才是通往成功的康庄大道。但是，在文化、传统或是基因的制约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战略型乐观主义者的。我们没有必要对此悲观。因为消极和积极，或是人脑的刹车机制和加速器机制，它们其实就像光与影的关系一样，是等价的，两密切相关，难解难分。

之所以会这么想，或许也是因为我在这种防御型悲观主义者的社会里浸淫太久的缘故吧。

标题图片：PIX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