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日本，可悲的歧视──梦想一个不为属性所定义的世界

“日本才没有歧视呢！”脑袋装满花朵的右派人士如是说。
“日本是歧视大国！”对社会失望的左派人士如是说。

在当今日本，讨论“歧视”似乎变得愈来愈困难。只要指出某种歧视存在，往往就会被当成激进分子，贴上“左翼”、 “反日”的标签，或是被以“这不是歧视，只是区分”这类似是而非的言论搪塞，有时甚至干脆被嘲讽：“不爽不要住，滚出日本啊？”但不论哪个国家、哪个共同体都存在歧视，指出歧视的存在不见得就是在攻击该共同体。有个桶子里有东西发臭，即使盖上盖子来遮掩臭味，桶中翻搅的恶臭总有一天会满溢而出。然而现在的社会，似乎即使令人不悦的恶臭满溢出来也只打算视而不见，或是只想要喷上气味浓烈的香水加以掩盖，这样的社会氛围相当令人不安。若有什么东西已经腐烂发臭，赶快把臭味的出处清理干净，才是正确的解决方式不是吗？

对于日本，我既不打算无条件地拥护，高呼些“美丽国家‧日本”的口号加以赞扬，也不打算无视居于此地的许多可爱的人们，而一味地贬斥其为“歧视大国”。不论是在日本或在台湾，我都曾窥见过人类的温暖光辉，也曾承受过令人愤怒甚而落泪的歧视。

异乡成为故乡的瞬间

试图从台湾逃出而旅居日本，是我二十前半时的事。十几岁到二十前半那些年，我在台湾承受过许多不同种类的暴力，度过许多与世界孤绝的黑暗夜晚，忍受毫无道理被强加于身的生之形式，许多记忆的伤疤尚未痊癒，现在回想起来仍不禁泛泪──当二十前半那尚未成熟的我为了逃离那些事物而来到日本，终于获得那一点点自由的空气时，天晓得我受到了多大的救赎。在那个时间点不偏不倚地把我接住的日本，以及日语，对现在的我而言仍是胸怀极为宽阔的存在。日本并非我的异乡，而是第二个故乡。

与日本产生确实的连结，是在东日本大震灾发生的那年春天。当时仍是大学生的我，因交换学生之故造访东京。彼时东京刚送走大震灾，仍时有令人不安的余震，但对为在台湾的人际关系所扰的我而言，东京的存在宛如避难所。在一个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异地生活，虽然有时会感到寂寞，同时却令我感到相当舒适。我并不讨厌与人相处，而是害怕与人有过多的连结。东京的人们与他人来往时，倾向于保持适当的距离，避免太过粗鲁地踏进他人的个人领域，我非常喜欢这样的距离感。

一年的留学生活中，我参加了各种社团与活动，渐渐开展了人际关系。在一个专为喜欢女生的女生设计的，名为“Peer Friends for Girls”（简称“Piafure”，现在已经停办）的交友活动中，我也交到了几个持续至今的好友。

交换学生是以回国为前提的计划，一年后在我即将回国的前几天，几位“Piafure”认识的友人为我举办了送别会。我们在新宿西口的餐厅吃了自助式晚餐，而后爬上东京都厅展望台观赏夜景。末班车的时间靠近了，我们便在新宿车站解散，各自前往各自的月台。我在东京地下铁的月台上等电车时，突然“Piafure”友人之一，K打了电话给我。当时智慧型手机尚不流行，而在日本，朋友间连络除了急事之外，通常不打电话，而是发邮件居多。

“怎么了？”
我问道，K的声音有些支支吾吾。
“那个……你搭上车了吗？”K的低沉嗓音透过电话传入耳中。
“我还在月台，电车就快到了。”
“抱歉很突然，”
“嗯？”
“今天……要不要玩通宵？”

K本来就是个言行偶尔会出人意表的人，但她这个突然的提议却令我颇为开心。当时K与另一个“Piafure”的友人T是一对情侣，但两人交往数月之后关系陷入僵局，因此与T交情颇好的我，便扮演了几次K的恋情咨商人。K之所以突然提出要玩通宵，大概是又有什么事想找我商量吧，或许也是有些不舍的情绪在。不论如何，明明我只是一个相识仅数个月，又有居留期限的留学生，K仍如此信任我，这令我相当开心，二月寒冬中，胸口盈漾着一股暖意。

其实我在隔天，在别的地方和别人还有约，约了一起吃午餐。要是现在我肯定没那个精力了，但当时，尽管隔天白天还有约，我仍答应了通宵的提议。

我们再次将解散的友人们召回，在新宿ALTA前集合。一行人走进位于新宿二丁目的”CoCoLo cafe”，把盏谈天，直至天明。聊了些什么我也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们闲着没事做就拿桌上蜡烛的火来玩，眼皮重得好几次都几乎要不小心打起盹来。数小时后，晨光浸染般湿溶溶地洒落，我们在晨光之中进行了第二次的解散。这次是真的散了。下次见到这些人不知该是几时──一思及此，我不禁有些鼻酸。

临别之际，T对我说的一句话，令我至今难忘。

“下次你再来日本时，我就不说‘欢迎你来’，就说‘欢迎回来’啰。”

对我而言，或许那正是异乡成为故乡的瞬间。我一定会再回来日本的──在山手线电车内边角的座位坐下后，我便沉入了浅眠，半梦半醒之间脑中如此想着。再次睁开眼时山手线已经转了好几圈。我在涩谷车站下车，踏出步伐，直接前去赴下一个约。

即使成为第二故乡，外国人就是外国人

一年半后，我重又登陆了日本，一待便持续至今。

在“第二故乡”的生活转眼已过了六年，蓦然回首，我发现我对东京的熟悉程度以及留恋程度，已大过台湾任何一个城市。由于日语流利，外表也与日本人并无二致，在东京生活期间我鲜少意识到自己的外国人身分。日本社会确实存在着一些诸如留学生奴工这类将外国人“拆食落腹 “（台语）的事态，但我也很幸运地不用经历这些情况。

即使如此，有那么一些时刻，我仍有直接地感受到对外国人歧视的经验。特别是租房子的时候。

去年我辞去公司工作，转为自由业者，同时也搬了家。距上一次搬家已是两年。原本的住所是公司宿舍，省去我自己找房子的辛劳，因而我几乎都要忘了这个国家的租屋市场里，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外国人歧视问题。当我要找房子时，尽管我有永久居留权，尽管我日语流利，尽管我曾在稳定的大公司工作，我仍多次在询问房况的阶段，便被谢绝入住──就因为我在文件上，仍是外国籍。

好不容易找到房租可以负担，格局与设备都还喜欢，且接受外国人入住的房间后，却在保证公司费用上出了问题。管理房产的不动产公司告诉我，他们公司规定外国人需透过与日本人不同的保证公司，日本人用的保证公司费用为房租的50%，而外国人则是100%。

我无法接受这样的差别待遇，便试图与不动产公司负责我案件的员工交涉。那员工是位25岁左右的好青年，我指出该规定歧视意味浓厚后，他也承认确实如此。他向我承诺会向总公司呈报，看能不能让我以跟日本人一样的条件入住。隔天他来电，经过他的努力，总公司也听从了我的意见，决定让我使用与日本人相同的保证公司。

现在房东同意了，不动产公司同意了，租屋者也没问题了，没想到却在保证公司那边被打了回票。那间保证公司名为“全保连株式会社”，听说是业界规模最大的保证公司，而他们一听到租屋者是外国人，便叫我要找到连带保证人，才能使用他们的保证服务。本来保证公司这东西就是为了要让没有连带保证人的人也能租到房子而提供的保证服务，但他们却反过来要求租屋者要找到连带保证人，这是什么道理？我脑中充斥着问号。而且就因为我不是日本人这种理由──我立即打电话给“全保连”，试图交涉，然而接电话的男子口气强硬，完全没有交涉的意思，只不断主张“我们公司的规定就是这样”。结果我毫无选择，只能支付比日本人贵两倍以上的保证公司使用费。

根据时事通信社的报道，在日本有将近一半的外国人在租房时，有因为“身为外国人”这样的理由而遭到拒绝入住的经验。以我的切身感受而言，这数字相当真实，就算实际上比例更高一点也丝毫不令人意外。

单凭国籍这种属性就对人类进行判断，拒绝其入住或征收较高的费用，这种行为就算没有违法，也毫无疑问地是歧视。日本租房市场根深蒂固的外国人歧视问题，恐怕存在着许多结构性的课题，而无法一蹴可几地解决。尽管如此，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承认歧视确实存在，并展现解决问题的诚意。现在日本在单纯劳动领域，正加速接纳外籍劳动者，因此解决租房的歧视问题更加刻不容缓。

梦想一个不为属性所定义的世界

说是信念或信条便有些夸张，但我确实有几个理想──或者说是梦想。我希望人类能不因其出生地或国籍、性别或性倾向、人种或肤色等外在属性而受到定义、受到限制，能依自身自由意志选择人生前方的道路，能够活得更加自由──化作文字写出来后，这“梦想”感简直高得可笑。但，一个能依自身自由意志，随心所欲地生活，而不被批判为“任性”的世界，该是多么开放而舒适的世界。回看我写的小说，有些地方的确反映出我对这种世界的希求念想。

《独舞》主角赵纪惠为了摆脱旧日伤痕，从台湾前来日本，却仍无法从“自己”逃离，于是便决心从人生舞台逃离，尝试死亡的跳跃。赵纪惠说：“出生乃是无关乎自身意志，遭人强加以‘生’之事实。若人类注定无法对抗生之荒谬，那么最起码选择从生命逃避的权利，总该是天赋的。”赵纪惠的决断，或许便是自我决定权行使的极致。《倒数五秒月牙》里的主角，在终于得以自行选择口说的语言、居住的国家、工作的职场等种种事物之前，仍得先从受到种种定义与制约束缚的、不稳定的少女时代存活下来。

我们从出生的瞬间，便不可逃避地背负着各种属性，我梦想着能有一个世界，是我们能接受这些属性，却不为其所定义。因为你是女人／男人，是同性恋／异性恋、是外国人／日本人，是跨性别／顺性别──当这些语言都失去意义之时，或许人类才能真正回归“人类”此一单纯的存在，而获得些许自由。

标题图片：show999 / PIX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