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的东京奥运会与社会的关系：从彰显国威到和平庆典，以及抗击新冠病毒

自从2013年9月确定东京举办奥运会与残奥会以来，我们看到很多节目在回顾日本和奥运会的历史。特别是2019年播出的NHK大河剧《韦驮天:东京奥运的故事》，虽然收视率不高，但它讲述了日本从1912年首次参加奥运会到1964年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历程。这部电视剧影响很大，很多普通民众也因此知道了居然曾经有过1940年在东京举办奥运会的计划。 

为了纪念“皇纪2600年”

准备在1940年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史实，在如今将奥运会视作“和平庆典”的战后价值观来看，可能会让人有些不解。1931年9月的“九一八”事变（柳条湖事件）之后，日本进一步从国际社会孤立，1933年3月退出了国联。日本国内军部势力崛起，1937年7月发动日中全面战争。任谁都会觉得惊讶：日本在走向战争的时代里居然还有举办奥运会的设想。

申办1940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动，在1930年开始初见端倪。以时任东京市长永田秀次郎为中心的一群人，商议日本申办1940年的奥运会，将其作为纪念“皇纪2600年”(*1)活动之一。当时，奥运会还是一个以欧洲各国为中心举办的运动会。因此，运动员和奥运官员来日本参赛所需的时间和经费都成为问题。一开始很多人就认为东京申办奥运会难度很大。但国际奥委会正好也有将奥运会推广成为真正的世界性运动会的想法。日本方面承诺部分承担外国参赛人员的国际旅费，并通过与墨索里尼直接谈判，约定让当时最有竞争力的候选城市罗马撤回举办申请，同时主打“东方首次”举办奥运会有重大意义这张王牌。于是，在1936年7月柏林奥运会开幕前夕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大会上，决定由东京举办1940年奥运会。

就这样，日本开始了筹备工作。那时的一些想法，对战后日本与奥运会的关系多多少少产生了一些影响。

柏林奥运会成为“彰显国威”的活动

在上世纪30年代后半期的当时，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原则上是要同一年在同一个国家举办。因此，筹办夏季奥运会的同时，日本筹办冬奥会的计划也在进行之中。日光、志贺高原、菅平等地提出了希望成为冬奥会举办地的申请，最终确定在札幌举办，并开始了相关筹备工作。虽然最终1940年冬奥会的主办权也交还给了国际奥委会，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札幌和长野后来分别于1972年和1998年举办了冬奥会。

1940年东京奥运会，和现在一样同样面临如何“接待”外国体育代表团和观众的问题，还引发了其他各种争论，比如：举办时间定在哪几天？在哪儿建设奥运会主会场？如果是神宫外苑的话，那儿能否建设大型体育馆等等。其背景在于，1936年柏林奥运会被办成了超大规模的活动盛会，令人难忘。纳粹德国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奥运会来彰显其国力，建造了号称能够容纳10万名观众的体育场，并热情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人士，完善转播设施，还实验性地开展了电视转播。

用接力方式传递采自希腊的圣火，也始自柏林奥运会。从那时起，奥运会逐渐被人们看作对外展示东道国技术和文化实力的舞台。1940年的东京奥运会，也是按照柏林奥运会“彰显国威”模式推进筹备工作的。庆祝“皇纪2600年”这个申办之初的意图，申办成功后也多次被拿来说事。比如讨论奥运圣火接力时，就探讨过在天孙降临之地——宫崎点火开始接力传递的方案。

与流产的1940年奥运会之间的延续性

1938年7月，出于全力投入日中战争的需要，日本政府宣布交还东京奥运会的主办权。但这并未完全否定奥运会本身。放弃主办权之后，日方奥运人士和国际奥委会委员之间依然继续保持着各种交流。以体育界人士为中心，日本组织策划了借鉴奥运会形式的多次体育活动，并未受到军部的强烈反对，被社会广为接受。本应在东京奥运会举行的圣火接力活动，摇身一变为“圣矛接力”，年轻人将祈愿战争胜利的“矛”以接力方式从伊势神宫传递到明治神宫。在本应举办奥运会的1940年，日本举办了东亚竞技大会，日本、满洲国（伪满洲国）、中国（汪精卫政权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菲律宾（菲律宾自由邦）、夏威夷（夏威夷领地）参加。德国电影导演莱妮·雷芬斯塔尔拍摄的柏林奥运会纪录电影《民族的祭典》和《美的祭典》也公开上映。

这些想法或举措，都以某种形式与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产生了关联。在尚处于联合国军占领下的1946年8月举办的首届日本国民体育大会，火炬（圣火）被用作会标。从1948年第三届国民体育大会起，举行会旗接力活动。日本虽然未能参加1948年伦敦奥运会，但在占领军的特别许可下（1949年）派出游泳选手前往美国参赛，率先在体育领域实现了回归国际社会。在战争结束后不久，日本人就打起了圣火和接力的主意，梦想着在东京举办奥运会。《旧金山和约》生效之后的1952年5月，日本正式宣布再次申办奥运会。1959年5月，国际奥委会慕尼黑大会决定，由东京举办1964年奥运会。

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奥运村和国立室内综合体育馆，是在归还的美军基地——代代木的华盛顿高地（美军宿舍区——译注）原址上建造的。该体育馆由丹下健三设计。他是战前东京奥运会场馆选址负责人岸田日出刀的弟子。就像这样，1940年和1964年这两次奥运会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和有关联的人物。

1964年奥运会向国内外展示日本战后复兴形象

但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还有“和平庆典”的新意义。这一点，从让1945年8月6日、即向广岛投掷原子弹那天出生于广岛县的坂井义则，担任最后一棒火炬手的安排也可以看出。日本人在1964年奥运会上呈现的，是一个象征战后复兴与和平的奥运会。

但1964年东京奥运会距离战败也才19年而已，毫无疑问还残存着有关战争的黑色记忆。作为主会场的神宫外苑竞技场，以前曾举行过“学徒出阵”（学生出征）仪式。1964年奥运会的时候，很多日本人还清楚地记得战争期间的事情。但是，以1964年东京奥运会为契机，城市街道变得更加美丽，美军基地也从市中心撤走。新干线在奥运会开幕前刚刚开通，还通过卫星向海外转播奥运会实况。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成为对外宣传战后日本技术实力的绝佳机会，可以说起到了让民众忘却那场战争的作用。

“2020年东京奥运会”前瞻

2013年9月确定2020年再次在东京举办奥运会。毫无疑问，2020年奥运会，也是1964年奥运会乃至其原型1940年奥运会的某种延续。但1940年奥运会和1964年奥运会提出的“东方首次”概念，在2020年奥运会已不适用，通过奥运会宣示日本在亚洲的绝对优势地位也不符合现实。而且，奥运会的商业化程度不断发展，跟1964年已完全没有可比性，跨越国界的全球性人员往来已司空见惯，很难在奥运会身上强求社会意义。虽然现在将2020年奥运会与东日本大地震联系起来赋以“复兴奥运会”的意义，但对此反应冷淡的人不在少数，很难说这是社会共识。即便如此，随着举办日期日益临近，几乎没有人会怀疑今年夏天东京将顺利举办奥运会与残奥会这件事情。

但是，进入2020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急剧蔓延，也威胁到了奥运会举办本身。现代奥运会，其实也是古代奥运会在现代的复兴，是根据四年一次的规则举行的“节日庆典”。第6届（1916年）、第12届（1940年）、第13届（1944年）都因为世界大战停办(*2)。国际奥委会现存史料显示，20世纪前半个世纪虽然有讨论“前移主办城市”的纪录，但从来没有过延期到本应举办年份的第二年或第三年举办的设想，唯有“举办”或“停办”二选一的选项。

虽然东京奥运会已调整为延期至2021年举办，但这对于奥运会来说是个历史性重大转折点。如今的奥运会商业化程度不断发展，举办城市、运动员以及赞助企业都为此投入了巨大资金和精力准备。奥运会发展到今天，已经很难下决心“停办”。这样就只剩下“延期举办”这个选项了。夏季奥运会已经确定2024年在巴黎举办，2028年在洛杉矶举办。国际社会都会了解到，“延期”也是会造成重大社会经济损失的，估计今后申办奥运会的城市会逐渐减少。

虽然延期，但本届奥运会仍维持名称“东京2020”不变。这有利于减轻东京都和赞助企业的负担，同时也传递出一个信息，国际奥委会不愿意放弃“四年一届”这个产出了奥运会巨大价值的历史传统。

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性大流行，其实也是人员往来急剧扩大这一当今社会现实的反映。奥运史上首次延期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可以说意外地展现了奥运会与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

标题图片：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最后一棒火炬手坂井义则与熊熊燃烧的圣火台。摄于1964年10月10日（读卖新闻/Af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