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单亲妈妈们：失业、收入减少、紧急状态宣言状态下得不到支援

年关丢了工作

在东京某美容沙龙工作的小时工前田朋美（化名），从去年秋季开始就被劝离职，不得不在12月31日除夕当天辞了职。最后一次发工资是1月中旬，离职补偿金为零。现正通过职业介绍所拼命找工作，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她养育着两个孩子，其中男孩在上高中，女孩上初中，日子过得很不安宁。

陷入此种状况是有迹象的。由于新型肺炎疫情蔓延，去年4月开始顾客急剧减少。当时，前田强烈要求门店主管为大家提供口罩和消毒液，安装空气净化器以改善卫生环境，结果引起了主管的不满。“我只是出于保护客人和自身的考虑，说了一些理所当然的话而已，但他的反应让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吹毛求疵”。

此外，她还对考勤办法提出质疑，也刺激了管理人员。9月，前田被叫到办公室，对方说，疫情事关店铺的存亡，你的专业能力我们是认可的，但店铺的营业状况实在不好……。前田追问是否想让自己离职，对方却回答“我可没这么说”。

在东京都品川区的职业介绍所求职的人们（共同社）

她看透了公司，要求公司以公司方面原因解雇自己，但遭到拒绝，结果只能在年底以“个人原因”自行辞职了事，其他门店也有非正式员工被迫离职的。这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身处一个多么弱势的地位。前田虽然是个小时工，但也是在睫毛美容领域工作多年的一名老手，自认有一技在身，不愁没活干。从去年秋天开始她走访了约20家美容沙龙寻找工作机会。但是，她40多岁的年龄成了瓶颈，陆续碰壁。现在，她开始光顾职业介绍所，不再拘泥于特定职业了。

因个人原因而辞职这事儿至今仍影响深远。如果是公司辞退的话，从辞退7天后就可以开始领取失业补助，而如果是因自己个人原因辞职的话，原则上要等3个多月才能领到失业补助。前田如果再找不到工作，那么4月初之前她就没有任何收入。有工作的时候，到手的工资不到10万日元。再加上每月5万日元左右的儿童补贴和儿童抚养补贴，生活紧紧巴巴，勉强过得去。

既不能依赖年迈的父母，又要抚养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这让她烦恼不已。“有点走投无路了，我越来越感到不安和焦虑”。

雇佣调节阀

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因新冠肺炎疫情而被解雇或辞退的劳动者人数，从去年春天开始持续增加，截至1月8日累计已达80836人（包括估算人数在内）。

自去年春天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专门帮助生活贫困人员的NPO法人团体“舫Moyai”受理的咨询件数比往年增加了近一倍。年初Moyai在东京都政府大楼组织了分发食物的活动，吸引了200多人前来参加。前来咨询的人，有很多是以往与贫困支援没有交集的突然失业的年轻人，也有单亲妈妈。虽然他们的职业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属于非正式员工。

Moyai理事长大西连指出，非正式员工被当作了调整劳动岗位的调节阀。很多企业其实离不开那些员工，但当经营状况发生困难时，会优先维护正式员工的岗位。相比之下，非正式员工是不会被优先考虑的。

此外，有很多人虽未到前田那样失业的地步，但收入减少了。社会团体“单亲妈妈论坛”实施的有关疫情影响的调查结果显示，回答“收入减少了”的单亲妈妈高达全体的59%。本来就生活拮据，收入进一步减少后，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收入“持续低迷”

在一家体育用品进口贸易公司工作的合同工西田凛（化名），去年2月突然遭遇降薪，3月和4月甚至没发工资。公司商品的进货来源主要是意大利和中国，而两国疫情急剧蔓延，商品进货中断了。顾客纷纷取消订单，公司的资金周转状况日益恶化。西田觉得如果继续这样不发工资干下去，自己的存款迟早要见底，于是就在5月辞职了。

幸运的是，她很快找到了新的工作。大学时期曾赴美留学，凭借自己的语言能力，她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获得了英语翻译的工作。但是，她不像公司正式员工那样能够得到保障，工作时有时无，很不稳定。在贸易公司工作的时候，到手的收入约为17万日元。而现在，多的时候每月10万日元，少的时候也就4万日元左右。

收入多的时候先存着，以补贴收入少的月份的支出。但“因为收入一直很低，稍有点什么意外就没法应付了”。她尽量控制伙食费，依靠NPO组织提供的食品援助来生活，同时还要照顾孩子和父母，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

出处：单亲妈妈论坛实施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调查

学校也陷入混乱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似乎已经波及到了教育一线。西田的儿子在东京都内上小学，该校所在的学区发生了“学校陷入混乱”的现象。该学区原本就比较乱，即便这所小学，殴打、踢踹等暴力行为最近变得越来越严重。“可能孩子们因为疫情不能出外面去玩，积累了很大压力无处发泄的缘故吧，动不动就发火，暴力相向。学校也束手无策”。西田的儿子也被打伤，不得不暂时休学在家。

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行业，因疫情中宅家而催生的需求，令生意变得非常兴旺。比如物流仓储行业，居住在东京的矢作圆（化名）从事物流仓储行业的工作。去年春天，她的身体垮了，6月份诊断出癌症。从去年3月开始加班增多，但并不清楚是否与发病有因果关系，也许是长年积劳成疾。

她只好放下工作，7、8月份做了手术，一直住院到10月份。住院期间，她把还在上小学4年级的女儿寄放到朋友或邻居那里，为了预防医院内感染，母女俩不能见面，因而深感寂寞。年底，她从公寓搬到可免费入住的母子自立支援设施居住。虽然现在体力还未恢复到可以工作的程度，但她态度很积极，“有了孩子就不能中途轻易放弃，只能继续努力奋斗”。

面临极限

日本全国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突破了4000人。在第三波疫情肆虐下，日本政府不得不于1月7日发布了紧急状态宣言，这是自去年4月以来的第二次。实施对象地区也从最初的首都圈扩大到了关西圈和名古屋圈等地。

首相菅义伟发布紧急状态宣言（共同社）

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小林庆一郎，是日本政府新型肺炎疫情应对专家小组成员。他表示，现在必须把经济暂时放在一边，首先集中精力减少感染人数。政府本应更早就疫情阶段的变化作出判断。去年11月中旬，专家小组认为疫情已经达到“第三阶段（感染剧增）”，还出现了强烈要求叫停促进旅游消费的Go To活动的声音。然而政府正式决定全面停止推进该活动，已经是一个半月之后的事情了。

要扭转疫情应对措施滞后的局面，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疫情防控举措，实施大规模经济支援措施，以对冲疫情防控举措的副作用，并发布准确信息。

紧急状态宣言提到，作为疫情防控措施，要求餐饮行业缩短营业时间，晚上8点打烊。于是出现了午餐时间人多拥挤的状况。小林认为，只注意控制晚上聚餐，让人觉得白天怎么样都无所谓。信息传递效果并不理想。虽然政府呼吁远程办公，但通勤上班的人几乎没有减少。目前已经处于医疗资源挤兑崩溃边缘，但能否按原定计划解除宣言，对此他抱怀疑态度。

如果紧急状态宣言继续持续下去，其代价是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令人担忧。原先从事美容行业工作的前田，本以为至少在餐饮行业是能轻松找到工作做的，然而“现在找工作变难了”，她无法掩饰心中的不安。

据说，政府用于弥补企业歇业补贴的雇用调整补助金，并没有为非正式员工带来什么好处。去年年底，虽然政府决定追加针对单亲父母的支援（5万日元），但小林指出，应该将支援对象聚焦于生活贫困人员，“在一定期间内直接发放现金”，而非一次性发放。他认为，根据经济形势发展，政府下一年度必须追加预算。

大西理事长说，如果能够看到未来，人们还能忍耐。可现在大家都非常不安，很多企业都很苦恼该如何解决就业问题，已经没法等到经济恢复后再说了，民众深受打击，需要向他们提供生活救济，痛苦烦恼已要达到可以忍受的最大界限了。”

标题图片：仙台市的一位单亲母亲（共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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