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立花隆 “知识巨人”的真实形象

过于耀眼的登场

凭借纪实作品《田中角荣研究》迫使时任首相下台，并在科学、艺术等多个领域留下超过100部著作的立花隆因突发“急性冠脉综合征”，于2021年4月30日辞世，享年80岁。这位曾用犀利言辞对抗金权政治这种“大恶”，并长期活跃在前沿科技采访一线的“战后最伟大的媒体人”（《文艺春秋》原社长平尾隆弘语），在新冠疫情期间禁止探视的医院中静静离开了人世。

让他名声大噪的，是1974年11月期《文艺春秋》上刊登的纪实作品《田中角荣研究——其钱脉和人脉》。当年掌权的田中内阁于12月集体辞职，同属自民党且拥有“清廉”形象的三木武夫接任了首相。立花隆用笔杆子的力量击溃了一届政府——这是保障言论自由的日本国宪法颁布28年后发生的一起重大事件。

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后来他一边撰写续篇，一边还同时开展了其他浩大的工作。他在《月刊现代》上连载《中核派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的无仁义之战》，剖析了内部斗争频发的新左翼运动，并在《文艺春秋》和《周刊朝日》上分别发表了题为《日本共产党研究》和《农协 巨大的挑战》的连载文章。作为一介自由媒体人，他向当时支配日本社会的“强大势力”亮剑，这样的登场可谓太过耀眼夺目。

他采用的手法在当时的日本新闻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形式。他会要求采访团队收集大量的资料，然后自己深入研究，潜心写稿。当然，有时阅读资料后还会要求追加资料。后来，这种手法被命名为“调查性报道”。收集资料时的彻底到位、阅读资料时超乎寻常的集中力，以及善于从庞杂资料中抓取框架结构的分析力，这一切都让并肩工作的编辑人员们赞叹不已。

偶遇特拉维夫机场扫射事件

1940年，本名橘隆志的立花隆，作为橘经雄和龙子夫妇的次子降生在长崎市。战争时期，其父在北京某学校当老师，立花隆从2岁开始在北京生活，5岁时日本战败，一家人回到日本茨城县，后来他上了水户第一高中，全家搬到千叶县居住后，又转校到都立上野高中。父母均是基督徒，家中有许多书籍，他从小就喜爱读书。东京大学文学系法文专业毕业后进入文艺春秋出版社，被分配到《周刊文春》编辑部工作。

由于记者工作节奏太快，加上“想读更多书”，两年半后，他选择了辞职，又进入了东大文学系哲学专业学习。然而，东大斗争日益激烈，在大学里也无法正常上课。为了生计，他开始为女性杂志和月刊杂志撰稿，这样度过了差不多四年时间，决心封笔的他在东京新宿黄金街上开了一间酒吧。

他从老东家文艺春秋那里听闻以色列政府邀请记者访问，于是卖掉了刚刚经营半年的酒吧，奔赴以色列。访问结束后，他又浪迹欧洲和中近东，1972年5月，偶然遭遇了三名日本赤军实施的特拉维夫机场扫射事件。他采访了犯罪团伙中唯一被活捉的冈本公三，将文章发表在了《周刊文春》（1972年7月24日刊）上。　

经过上世纪70年代的工作，他的名字也广为人知，从1981年起，他开始采访美国宇航员返回地球后的经历，撰写连载文章，后来推出了《从太空归来》（中央公论）一书。同时，他还正式涉足科学领域的采访工作，推出了《向猿猴学习的人类》（Anima）等作品。笔者与立花隆初次见面是1988年他决定要在月刊杂志《科学朝日》新开连载栏目的时候。此后六年多的时间里，作为专门和他对接的编辑，我经常陪同他前往全国各地的研究单位开展采访工作，直至我调离编辑部。

“我就是喜欢学习”

外出采访时，立花隆总是很谦逊，话也不多。每当在采访地被人尊称为“立花老师”，他都会轻描淡写地回一句“我可配不上‘老师’这个称呼啊”。从旁人看来，他的言行举止无不展现出一名优秀新闻媒体人的形象。

一开始是《立花隆走访研究最前沿》连载了一年半，后来他说“想了解超级计算机”，于是改为连载《计算机最前沿》，然后又连载了《脑研究最前沿》。

他最先采访的是长野县野边山天文台，那里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电波望远镜。我本来以为两天一晚的采访时间完全够了，可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他却说“还是有些欠缺”，听得我目瞪口呆。当然，最后又重新采访了一遍。

岐阜县神冈町建有一个产生过诺贝尔奖的中微子探测器“神冈探测器”，立花隆曾特意乘坐深夜发车凌晨到达的夜行列车前去采访。不坐方便省时的飞机，偏要坐耗费时间的夜行列车，或许恰恰体现了他的个人癖好，也就是他所说的“身上流淌着放浪不羁的血液”。

每次采访的研究人员夸他“您钻研得很透彻啊”，他总是笑着回答“对，我就是喜欢学习钻研”。由于研究人员基本上都很好学，所以在这一点上产生了不可思议的连带感。

曾想学会手语采访黑猩猩

在日复一日的采访过程中，有一天他突然说出一句让我颇感意外的话——“田中角荣让我损失了十年时间”。我琢磨着难道和“巨恶”斗争并非他的本愿吗？但其实他是在叹息，明明想要采访其他事情，还有其他想做的事情，却都未能如愿。

其中之一就是“学习手语”。“美国有一只学会了手语的黑猩猩对吧。所以，我原来一直想学会美国手语，直接采访那只黑猩猩”。听他这么一说，我感觉很受冲击——“难道这就是媒体人精神？”。

“是不是还想重返一次青春岁月？”——当我问起这个大家闲聊时经常会问的问题时，他的回答也让我终生难忘。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想”。我心理嘀咕，重新来一次的话，还不知道你能不能像现在这样成为一名成功的媒体人呢，而他却毫不犹豫地说“我要学习更多语言。对了，要学习希腊语”。

他常常提起保罗・高更的代表作《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说自己想了解这幅画作。所以，天文、物理、生物、医学……无论哪个领域，他总是想了解科学技术最前沿发生了什么。大概他对一切都抱有旺盛的求知欲。

立花隆与笔者（1989年，摄于夜班火车卧铺车厢内）朝日新闻社早坂元兴摄影

不过，他也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始终对科学与社会问题的关联保持着距离。比如，他从未采访过关于核电的话题。我曾听他说过“经常有粉丝写信来希望我能写点关于核电站的文章，但我绝不碰核能这个话题”。他一定是觉得如果被卷入争论核电是非的漩涡，将会“浪费时间”。就像感觉和田中角荣较劲的10年是一种“损失”那样。

对脑死亡争论产生的影响

不过，在脑死亡问题方面，他主动参与了社会性的大讨论。当“脑死亡是否等于死亡”在社会上引发广泛争论的时候，他提出了自己的立场——承认“脑死亡即是死亡”，但应该更加严格地规范判定脑死亡的标准，摆开了反对医学界主流态度的论战阵势。同时，他对“濒死体验”也抱有非同寻常的兴趣，撰写过新闻报道，还做过电视节目。虽然他非常相信科学，但也不会将超自然（occult）的现象全盘否定为“非科学”，莫如说还曾热衷于采访这些内容。

那段时期立花隆积极发声的行动，无疑让日本社会增强了对脑死亡器官移植问题的谨慎态度。然而1999年，58岁的他却宣布自己已经签署了“脑死亡器官捐赠”同意书。对此，他解释称，尽管针对判断标准的意见没有改变，但即使以后医生按照现行标准来判断自己是否死亡，也不会有任何不服。

年过六旬以后，他依然笔耕不辍，撰写了《天皇与东大》这样宏大的历史作品，整理关于旷世作曲家武满彻的长时间采访内容，推出了单行本《武满彻 音乐创造之旅》，还将长期刻画西伯利亚拘留（二战后，日本战俘被苏联红军押运至西伯利亚接受劳动改造——译注）生活的画家香月泰男的故事写成了《西伯利亚镇魂歌 香月泰男的世界》（均由文艺春秋出版）。他拥有据称超过3万册的海量藏书，并且不断涉猎跨度极广的各种工作，或许我们不得不说，称其为“知识巨人”也是理所当然吧。

在开展写作活动的同时，他还在东京大学和立教大学担任教师，向年轻学生们讲授“调查写作”的妙趣，向成人教育学生传授“个人史的写法”。

2007年发现罹患膀胱癌后，他不断思索生与死的问题，并对外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在这个问题上，他向社会发出的最重要的讯息是——“死亡并不可怕”。

除了癌症外，他还患有糖尿病和心脏病，晚年总是重复着住院和出院的生活。去年年底，我给他手机打了一个电话，他本人接了起来，用微弱的声音说“我住院了，身体状况不太好”，没想到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标题图片：文艺春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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