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邦交正常化50年:促成田中角荣决定访华的“绝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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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角荣就任首相后仅用短短85天就完成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伟业。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一切的背后存在着一份“绝密文件”,正是这份文件促成了田中访华的决断。在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同来重温当年外交谈判的幕后故事。

厚厚一沓52页的复印件

1972年7月27日至29日,周恩来总理与时任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的竹入义胜举行会谈,留下了一份多达52页的会谈记录,每一页印有27行分行线的国誉(日本最大办公用品企业——译注)牌稿纸上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文字。这份记录作为绝密文件在外务省沉睡了多年,直到日中邦交正常化30年之后才得以公开。

如今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拥有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外交谈判领域贯彻强硬路线,似乎已经看不到愿意相互让步的态度。那么50年前的情况又如何呢?

1972年9月29日,出访北京的田中角荣首相(时任)签署《日中联合声明》,实现了日中两国的邦交正常化。可是,在此之前,中国一直在强烈抨击亲台的佐藤荣作政权。难道田中刚刚就任首相,就已经看出了实现邦交正常化的途径?

笔者拿到前面提到的绝密文件,是在2002年。当时我带着这份文件的复印件,拜访了时任神户制钢公司特别顾问的桥本恕(1926-2014)。桥本1953年从东大法学系毕业后进入了外务省工作。先后担任过亚洲局局长、驻新加坡大使和驻中国大使等职,1993年从外务省退休。

桥本自佐藤荣作政权末期开始担任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课长(相当于处长——译注),田中政权上台后,他继续留任了6年时间,是对当年日中谈判的幕后情况最为了解的一位人物。桥本开口就说:“当时我被叫到了大臣的办公室,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任)亲自把这份文件交给我,说‘你去研究一下’。材料有厚厚一沓,字迹工整隽秀。读了一遍之后,我坚信按照这上面的内容,肯定能够实现邦交正常化。”

桥本给我一种为人严谨的感觉,说话时没有一丝迟疑。可见当年谈判期间煞费苦心的记忆依然鲜明。

“不过,当时大平要求我保密,‘连事务次官也不能说’,我担心万一出了什么纰漏,导致文件丢失或者被记者知晓了内容,那可不得了,于是赶紧收进文件柜里锁上。这份文件的意义就是如此重大。”

当时,以前首相岸信介为代表的亲台派在自民党籍国会议员中占了多数。外务省的主要领导之一、事务次官法眼晋作也是亲台派,所以大平外相才会对桥本下封口令。1972年7月,和福田纠夫争夺佐藤荣作之后首相职位的田中与大平正芳、三木武夫组成三派联盟,赢得了党首选举,三方虽然签订了“推动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策协定,但时机并未成熟。

不过后来形势突变,日中启动了谈判工作。就结论而言,这份绝密文件为田中角荣下定访华决心提供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依据。那么,这份文件是如何送到政府首脑手中的呢?让田中、大平和桥本都颇感震撼的这份文件,到底写着怎样的内容?

“内阁会一下子崩盘的!”

我了解到这份绝密文件的存在,是通过前面提到的竹入委员长。在即将迎来日中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我要为一本杂志撰写特别专文,找到竹入讨教,他拿出这份文件的复印件交给了我。在此之前,我也曾多次前往他的家中拜访,总是相谈甚欢。这次,他向我详细说明了田中访华的来龙去脉。

实现邦交正常化两个月前的7月23日晚,竹入秘密前往位于目白的田中角荣宅邸。两人原本就私交甚笃。这里稍微解说几句。本是国铁职员的竹入当上东京都议会议员后,又在公明党跻身国家政坛的1967年首次当选众议员。建党以后,他一直位居要职,当选众议员的同时还出任了该党委员长。他是饱经磨练的寒门子弟、坚持己见的霸气政治家。田中角荣的生平经历大家都清楚,或许这两位寒门子弟之间,存在气性相通的地方。

就在登门拜访田中的大约一周之前,中国方面曾试探竹入是否有可能访问北京。尽管前一年6月也曾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但竹入推测“下一次访华或许会涉及旨在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事宜”。

被带到田中家的会客室后,竹入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

“很快我要去北京了。你能不能写一封信,说明一下你是信任我这个人的。”

竹入考虑的是,既然要谈及邦交正常化的事情,那么最好是有首相的背书,证明自己具有特使的身份。但田中当场就拒绝了。

“你想去就去吧。不过我写不了介绍信哦。”

竹入怅然若失地质问:“你到底是不是真心想要解决和中国的问题?”

“我完全没这心思啊。我才刚当上首相。现在不是处理日中问题的时候。那样内阁会一下子崩盘。介绍信什么的想都别想。”

这次密谈不欢而散。

周恩来与竹入的三次会谈

两天后的7月25日,竹入和副书记长大久保直彦、政审会长正木良明等人组成的公明党代表团飞赴北京。此时田中角荣54岁,是史上最年轻的首相。竹入也只有46岁。

此次访华,竹入等人提前准备好了一份草案,打算向中方传达十几项要求,作为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条件。从竹入的角度来看,因为自己并非正式的特使,所以即使对方拒绝这些条件也无伤大雅。他盘算的是,姑且向对方传达一下日本政府大致会提出的条件。日本有两点坚决不能让步,一是不能撕毁《日美安保条约》,二是无法立刻与台湾方面断交。

27日下午4点,周恩来和竹入举行了第一次会谈。

周恩来突然发话,让一行人大吃一惊。

“毛主席说了,决定放弃向日本索赔。”

日方代表听闻此言,惊得屏住了呼吸。竹入等人事前准备的草案并没有涉及索赔问题。他们一直认为中方必然会索取战争赔偿。

“中国肯定会对日本做出相当大的让步!”——这是竹入当时的感触。在第一天和第二天的会谈中,中方表现出了愿意听取日方要求的态度。中国最为坚持的一点是,日本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最后一天的29日,晚宴后7点半再次举行会谈,周恩来一开始就表示:“下面我要说的中方想法,已经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

接着,他宣读了旨在促成田中9月访华、由8项要点(另有3项默契——译注)构成的《中日联合声明(草案)》。内容方面基本上接受了竹入等人此前设想的条件。周恩来明确表示,《中日联合声明》不会涉及《日美安保条约》和《日台条约》。

为了避免差错,日方人员一边向中方翻译确认,一边一字一句地记下了周恩来宣读的内容。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竹入笔记”,后来成为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原始草案。会谈结束前,周恩来郑重地对竹入说了下面这段话。

“这三次会谈的内容都非常重要,除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以外,一定要严格保密。我们也会保守秘密。我们是很信任竹入先生的。”

竹入等人回国时途径香港,在酒店内花了两天时间整理誊写了与周恩来的会谈纪录和草案笔记。据说,当时执笔誊写,留下隽秀文字的人是政审会长正木良明。周恩来把讯息托付给了竹入,应该是看中了田中与竹入的私人信任关系。

“我要去北京!”

回国第二天的8月4日,竹入前往首相官邸,亲手向田中和大平转交了会谈纪录和联合声明草案笔记。5日下午,田中与竹入在新大谷饭店独处一室。当时的情景如下。

田中角荣(中)与访华归来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右)会谈。左端为时任外相大平正芳(东京 首相官邸,1972年8月4日,时事社)
田中角荣(中)与访华归来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右)会谈。左端为时任外相大平正芳(东京 首相官邸,1972年8月4日,时事社)

“那个,现在我可要读一读了”

田中拿出多达52页的会谈纪录,慢慢翻阅起来,他读了两遍,然后说了这么一句——

“你是日本人对吧?”

意思是怀疑竹入会不会被中方欺骗了。

“说什么胡话呢!”

“这上面写的东西都没问题?”

田中拿着写有草案的“竹入笔记”,再次向竹入求证。

“我们和中方已经一字一句确认过了。绝对没有差错。”

田中沉思片刻,放话说:“我要去北京!”

他正是在这一刻下定了访华的决心。

此前,竹入与周恩来之间商定了一个暗号。那就是,一旦田中承诺访华,竹入就会宣布“原定于秋季由廖承志(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率领的大型代表团将推迟访日”。于是,竹入冲进国会的记者俱乐部,召开记者会宣布了这个消息。

周恩来派来的密使

身为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课长的桥本从大平处拿到了“竹入笔记”和会谈纪录。而早在此前,桥本就已经预感到日中谈判将有所进展。因为周恩来向日本派出了密使。田中内阁启动3天后,以孙平化(时任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为团长的上海舞剧团访问了日本。据说数天后,一名消息人士向桥本传话称“希望安排孙平化与太平外相会面。有事情要商量”。

桥本觉得必须弄清楚孙的意向,于是秘密前往了中方指定的新大谷饭店的一个房间。在房间里等待他的并不是孙平化,而是中国共产党安排在舞剧团中的唐家璇(后来出任外交部长)等两人。唐说:“我们带来了周总理的绝密口信,一定要亲口告诉大平外相。不知能否安排会面。”

听了桥本传话的大平同意了此事。问题在于密会地点。当时大臣的日程安排都会提前通知记者俱乐部。为了掩人耳目,大平在预定日程中加了一项——前往自己经常去的一家位于新大谷饭店内的理发店。当天,为了不引起怀疑,大平和桥本先进了理发店,观察周围的情况后,再分别乘坐电梯快步走向安排好的套房。

孙平化早已在房间内等候。精通日语的孙传达了周恩来的口信。

“周总理衷心祝贺田中角荣先生当选首相,祝贺田中内阁成立。同时,对田中首相致力于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态度表示赞赏,作为好邻居,为了构建睦邻友好关系,希望田中先生能够尽快访华。”

桥本感觉到,中国对实现邦交正常化持积极态度。但又不知道作为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条件,中国将会提出怎样的难题。让他打消了这种担心的,正是那份“竹入笔记”和52页的会谈纪录。

桥本这样说道:“文内最关键的内容是,中方明确表示‘承认《日美安保条约》’和‘中国放弃索赔’。坦率地说,这在意料之外。自新中国成立到那个时候的23年间,我从未见过周恩来等政要,虽然访华这个大方针没有变过,但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完全是未知数。不过,看到这份笔记的时候,除了感到安心外,还觉得这样应该就能谈一谈了,或许还会很顺利。”

“两人作为当时两国首脑的这种偶然……”

田中角荣为何能够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那是因为当时国际形势的推动。1969年,中国在中苏边境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中苏两国处于剑拔弩张的危机状态。再看中国国内,党内权力斗争激烈,导致经济受到严重破坏。

另一方面,当时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苏联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威胁。于是就产生了美中靠拢的空间。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促成了中美双方宣布尼克松总统将访华的消息。这就是日本人所谓的第一次“尼克松冲击”。

既然美国愿意向中国靠拢,那么追随美国的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也就成为了可能。对于中国来说,要想重振国内经济,日本的经济实力也颇具吸引力。事实上,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积极对华开展了经济援助。不过,或许正因为当时的首相是田中角荣,两国邦交才得以迅速实现了正常化。

当年从外务省借调担任首相秘书陪同田中角荣访华的木内昭胤(原驻法大使)曾这样说道。

“田中原本并没有那么了解中国。我认为他就是贸然闯入,见到周恩来之后,初次产生了‘跟这个人应该能合得来’的感触。周恩来和田中二人确实意气相投。经过30年后,现在可以说这话了,两人作为当时两国首脑的这种偶然,对日本而言也是一种幸运。”

如今,美中关系再次出现尖锐矛盾。而日本也选择了追随美国。今年恰逢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相较于当年的蜜月关系,或许可以说习主席与日本政治领导人之间的距离已经变得太过遥远。(文内省略敬称)

标题图片:1972年9月29日,日中两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订《日中联合声明》,田中角荣首相与周恩来总理(右)互换文书(共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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