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监狱当医生：听大田和史绘法务矫正医官聊“狱医”的工作

矫正医官是做什么的？

一听我说“我在高墙内当医生”，大家可能会误以为我是在监狱里给刑务官（狱警）看病的。非也非也，其实不然。我是给关在里面的人，也就是给服刑人员和在押人员看病的。负责他们的心理和身体治疗的职业，叫矫正医官，这种诊察行为就叫做矫正医疗。

矫正医官的人数每天都有波动，目前总体处于人手不足的状态。我们被分配到全国各地的监狱等机构，作为公务员全职工作，也有人会兼任多处矫正医官，不同日子去不同地方坐诊。我新书中也有涉及，矫正医官隶属于法务省矫正局，负责日本全国73处监狱和看守所等的医疗工作。2022年的数据显示矫正医官一共只有291人。

我兼任3处，分别是关东和地方的监狱、少管所和看守所。诊治对象是服刑人员，也就是所有犯人，涵盖杀人、强奸、非法拘禁、非法持有枪械刀具、吸毒者，也有未成年人。此外，我诊治的对象还有一种叫作在押人员的。他们还不是服刑人员，而是被羁押在看守所、尚未判刑的犯罪嫌疑人。

高墙内的诊室长什么样？

想找医生看病的患者有很多。在接受医生诊察前，首先是护士定期查房，了解各人的身体状况。护士大多是狱警取得护士资格后兼任的，也有彪悍的男护士。给男性服刑人员看病时，一般会有男护士陪同。为的是以防万一，防范患者闹事。其中也有想装病就医的人。

当护士判断患者需要就医时，就会带患者来看医生。有内科、精神科医生，有的地方还配备了骨科、眼科和牙科等科室的医生。在候诊室等候期间是“禁止交谈”的，不允许窃窃私语。“你哪里不舒服了？”这类患者间的闲聊会被禁止，所有候诊患者都必须面向墙壁静坐等待。

诊室内有多位狱警和护士，不会出现医生和患者一对一的情况。而且诊室里并排放着多张诊桌，多位医生同时接诊。普通的门诊一般诊室里就1张诊桌，问诊也是一对一进行的，但在这里是做不到的。

在诊室里，医生和护士也不能相互直呼姓名。这是为了预防出狱后个人信息被恶意使用。所以护士不会称我“大田和医生”，而是告诉患者去找“坐中间那张桌的医生”。而且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地板上划了一条线，规定双方不得靠得更近。

在高墙外，如今电子病历已经普及，但这里基本还是手写病历。沿用传统病例写法，是因为有些不一样的项目需要填写。比如是否有纹身，有无手指，有哪些伤等。这些项目肯定是一般门诊病历里没有的吧。而且在写病名前，要在病历最前面先写上罪案和累犯次数，以及刑期结束时间。

我坐诊一上午，大概能看14、15个患者。外面的门诊还有一上午看50个人的时候，所以在这里接诊人数不算多。但问诊时间却给得不够。因为禁止他们说无关的话，所以对话也局限于必要的问诊内容。我本人更想说些笑话，聊些别的。交流也是给犯人看病的一个环节，我希望能再多给我些这样的时间。可患者话一多起来，就会被护士呵止“不许讲废话”，然后被带离。对我来说，这点还是有些遗憾的。

我当狱医的理由

大田和史绘的著作《狱医》（新潮社）

矫正医官一直都在招人，但可悲的是，即便在医生群体里也鲜有人知。我以前也不知道，一次偶然的机会，通过熟人才收到邀请入了行。

为何我会选择这份职业？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有个问题没想明白——我为什么当医生？我父亲是医生，开了家诊所，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满足周围的期待，于是考了医学部，成了一名医生。父亲去世后，我便接手了他的诊所，继续坐堂接诊。虽然就这么稳稳当当走完一生可能也不错，但我一直都在思考余生“我还能做些什么”。

正好这时有人抛来橄榄枝。面对矫正医官的邀请，别人一般一句“没兴趣”就回绝了，但我却觉得“可能很有意思”。法务省跟我对接的官员很热情地邀请我“要不来看看呗”，于是我就说“那我就去看看”。大概就这种感觉。等实际去看了看，发现“我可能适合干这个”，于是我当即点头说“我干我干”。害得那个对接官员都以为我在开玩笑，直问我：“是认真的吗？”之后，三下五除二很快就给我分配了去处。

之所以觉得“我应该干得下来”，是因为我完全不害怕。经常有人问我：“那里面不吓人吗？”，但我去参观时，看到在押人员排着队接受诊察的情景，觉得跟自己一直以来干的工作没多大差别。医生和患者这个关系，无论高墙内外，其实都没有区别。我想有人会对他们抱有恐惧感或歧视性的负面情绪。但我没有那种情绪，反而觉得我这样的医生更应该来这里工作。

而且据对接人员说，“二进宫”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盗窃或药物依赖。而这两者从医学角度来说，跟病理性偷窃（偷窃癖）和药物依赖这两种病相关。因为我母亲就是死于药物依赖（详情参考《丢掉母亲这件事》），所以我比其他医生更有经验，更了解相关知识。我很早就知道了这种病就算本人有意愿也很难治好。如果我可以以医生身份跟这些人接触下去，我就能感觉到这跟过去的我，跟那个虽然背负着母亲的问题却一直行医至今从未放弃的我能够自洽。最近，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我成为医生的理由。

矫正医疗的问题

实际上，在我做了矫正医官后，也没觉得多可怕。今天刚看过一位患者，只剩下一只眼睛，手指也齐根断掉。其中也有很多黑社会成员。他们之前一直生活在帮派规则的约束下，习惯了守规矩的生活，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他们在高墙内其实老老实实。

矫正医疗的问题，首先就是医生人手不足。最近城市里开始招兵买马了，但人员流动非常频繁，而且地方上总是招不到人。一个羁押了数百人的设施里，有时连一个常驻医生都没有，这就很是问题了吧。这是今后必须改善的状况。

出于预算考量，以及库存管理的空间很小，所以药物种类也有限。但是少归少，某种程度来说也勉强够用。特别需要的东西还是买得到的，所以药物这方面，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

诊断设备方面，都没有配备核磁共振（MRI），有CT的地方也少。我觉得如果配备了这些硬件，那肯定是最好不过的，但没有也不是不行，这样反而更能考验医生的诊断能力，而且必须上机器时也可以委托外部机构来做检查。

不过，一般医院拍CT基本上当天都能排到，但这里要把在押人员带出去，就需要几名狱警陪同，也必须派车押送，还得跟接收医院打好招呼。这一切都准备就绪，就得花上好些天，所以想要确诊，如论如何都要费些时日。但我深深地觉得即便是在高墙内，延误病情的事还是应该尽力避免的。

或许有人会想，反正是在监狱里，医疗是不是随便糊弄下就行了？我们绝对没有这种想法。对这方面，我们反而是非常敏感的，医生们在看病时，都秉着绝不能漏诊的宗旨在做。一旦发生医疗过失，我们就会吃官司，这跟外面是一样的。即使是身入高墙，在刚入狱时也是有医生诊治的，每年还有一次体检，体检项目中有X光检查，抽血等。

矫正医疗未来路在何方

因为服刑人员有徒刑义务，必须参加劳动，所以必须保证他们的身心健康。如果不能帮他们保持可以劳动的健康状态，那么出狱后，他们也没法过上正常的社会生活。于是又会去偷盗、诈骗，沾染罪恶。想要降低再犯率，帮他们保持身心健康尤为重要。

大田和史绘（图片：天野久树）

把他们关起来，惩罚他们，让他们吃苦头，这样真能帮他们重新做人吗？无论是日本，还是欧美社会，以前都有过刑罚严厉的时代，即使到了现在，在一些国家也存在状况糟糕的监狱。但是，当我们积累经验，知道了严厉的惩罚并不能帮人洗心革面后，矫正的方式也在发生改变。我们逐渐得知，不靠严苛的惩罚，而靠大力支援教育和回归社会，更能有效降低再犯率。

医务以外的空间，比如他们的劳动场所和房间都狭小逼仄。集体生活会带来精神压力，那些被称为“老爹”的狱警中也有很严厉的人。顶嘴会被怒骂，被骂后仍不听话会被惩罚，闹事会被关禁闭。在监狱里，医务部的氛围最能让人放松，所以我认为他们也想来看病。

在这里，他们可以说出自己哪里痛，哪里难受。我觉得矫正医官最重要的工作，可能就是告诉他们，还是有这么个地方，有人能认真倾听他们说话，而不是因为做过坏事就必须憋着。这里的绝大多数人，在以往的生存环境中，他们的声音从未被关注。很多人谁也不信任，甚至连父母的面都没见过，所以我想告诉他们，这世上至少还有我这样的人愿意跟他们坐在一起，听他们说话。

在押人员赎罪之后，总是要回归外面的世界。届时他们能否重新做人？还是再次堕入邪道？我认为，出狱人员扶持工作应该由全社会来兜底。如果外面的社会不向他们敞开怀抱，像对待过街老鼠一样唾弃他们，那么外面就不可能有他们的容身之所。我最想说的就是，仅靠高墙内的制度并不能防止再次犯罪，社会兜底也同样重要。我想，能让戴罪之人洗心革面，重回正道的，其实就是我们整个人类群体。

采访/撰稿：泷野雄作

标题图片：接受采访的大田和史绘（天野久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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