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民主主义是“外国产”吗？江户时代的村庄已经存在“选举”制度

民主主义的正统性岌岌可危

长期以来，民主一直被视为普世价值，但现在其正统性正在发生动摇。以美国特朗普总统为代表的煽惑主义政治家（Demagogie）领导的政权相继诞生，由习近平国家主席领导、自称“中国式民主”的权威主义国家中国显著崛起。日本的国家选举投票率徘徊在50%左右，也没有发生政权更迭的迹象。拜登总统针对中俄提出的“民主对抗权威”这一口号，本身就是对欧美式民主可能陷入劣势抱有危机感的一种反映。

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当习主席驳斥称“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评判。如果因为实现民主的形式不同就加以排斥，这本身就是不民主的行为”时，美国对此未能作出具有说服力的反驳。或许拜登总统是打算克服“宽容的悖论（Paradox of Tolerance，如果社会毫无底线地保持宽容，那么社会就会被那些不宽容的人破坏）”，认为也应该采取非民主的应对手段，以避免民主主义遭到权威主义的破坏。但他又不能针对习主席的观点，承认说“对，我们已经不民主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通过外交斡旋推动断交多年的沙特和伊朗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今后，如果中国正式围绕俄乌冲突开展斡旋，那么就会出现“权威主义终结了战争和冲突”这样一种反常状态。

单纯用民主和权威来区分整个世界的做法本身就不可行。瑞典智库国际民主及选举协助研究所（IDEA）在民主主义和权威主义之间加入了“混合”这样一种国家类型。2020年时列举了日美是民主主义国家，中朝是权威主义国家，俄罗斯和土耳其是混合型国家。尽管“民主与专制”的表述简单易懂，但这样粗略的划分方式可能会导致对实际情况的误判，加剧国际冲突。

日本的“江户村庄型民主”

民主本身也是多种多样的。现在需要做的，是由各国的国民重新审视在采纳方法、制度设计、具体做法上都千差万别的“民主”，纠正缺点、加强长处，使“我们的民主”更加健全完善。这对于不承认体制缺陷的权威主义是难以办到的。这样的尝试，将可以成为针对习近平言论的具有说服力的反驳。

在日本，民主主义被解释为“在明治维新后逐渐扩大，在太平洋战争后的盟军占领期正式得到确立”。换言之，“外国产”的认知已经成为常识。因此，日本人在谈论民主时，往往或是带点自嘲，或是以教科书式的言辞，引述别国的民主化历史。在这一点上，笔者也不例外。

为了摆脱这种态度，首先必须重新审视日本的民主主义。了解明治维新前就已存在的“江户村庄式民主”，或将能够有所帮助。

“以制定村规为代表，村庄的运作以村官为中心进行。由被称作庄屋和年寄，或者名主和组头等官职构成的村官队伍（中略）人选基本上完全由村（民）的意愿决定。（中略）还有许多村子通过村民选举选出村官。”

这是日本历史研究学者水本邦彦在《村 百姓们的近世》（岩波新书，2015年）中，对江户时代的村庄运作的介绍。请大家注意“村民选举”这个部分，它表明江户时代就已经举行过选举。

当时，选举被称作“入札”。这在研究人员的圈子里属于常识，1979年发行的《国史大辞典》（吉川弘文馆）第一卷也做了这样的解释——通过投票确定人选、买卖和决策等事项；近世之后通过入札选择村官的例子很多；有时会写上选举人和被选举人双方的名字，有时只写被选举人的名字。

在长野县立历史馆依据相关资料描写长野地区近世历史的《信浓风土与历史④近世的信浓》（1998年）中，日本历史研究家青木岁幸写道：

“1794年（宽政6年），幕府领佐久郡北泽村（佐久市）举行农民全员入札（选举），得票最高的人成为名主。”“1809年（文化6年），松代领之南长池村（长野市），被称作小前或帐下的底层农民也参加了入札，他们推荐的人物当选名主，选举权也不断扩大。”“1863年（文久3年），佐久郡下海濑村（佐久町）举行了名主和组头的入札。（中略）首先制作台账（选民名单），然后按人数给选民发‘札’（投票用纸，选票）。在选举现场，每个人都要在札上盖一个证明是本人的骑缝印，写上候选人的名字后提交（投票）。最后，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入札名单上，作为选民，登记有包括宗太夫遗孀在内的三名女性。换句话说，江户后期的村庄，只要是户主，女性也有选举权，可以参与村政。”

这样的方法不仅和现在基本相同，而且还包括女性，选举权已经出现了扩大。英国选举权是在1832年开始扩大的。更值得关注的是以下记述。

“江户时代中期开始，地租和税赋分摊不公等，引发村官和农民之间的矛盾纠纷。这叫做村方骚动。”“18世纪中后期，村方骚动的次数开始增多，（中略）村官的选举方法成为了争议焦点。”

那时的农民们无从得知欧美民主化的情况，而从他们的斗争中产生了入札制度。日本独特民主化的萌芽并不仅限于入札。

认识民主主义的重要性

“随着村庄文件数量的增多，后来就出现了一些没有库房用于保管文件的名主。于是就需要新的文件保管库房。1813年，诹访郡乙事村（富士见町）……建起了用于保管文件的乡村库房。……这可谓是村立文件资料馆。”

被视为民主主义一个重要要素的文献主义得到了发展，而且还有更令人惊讶的制度。村官主要由名主（日本西部各地称庄屋）、组头（日本西部各地称年寄）、百姓代构成，按照《国史大辞典》的解释，百姓代承担的职责就相当于“村政督查员”，“（近世）中期以后，多在村方骚动等情况中出现。他们常常承担地租和村庄所需款项分摊的监督工作（中略），在村方骚动中发挥调解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制度内部包含着一个监督系统。

诚然，这些制度只是在幕藩这种封建制度的框架内，而且是在“村庄”这种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发挥了作用，并不具备“普通选举”等现代选举制度的原则。而且总体来说重视“整体”更胜于“个体”，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是有极大局限性、不完整的。但日本人，而且是被统治的一方，从自治过程中创造了这些制度也是一个事实。

明治新政府一面否定江户时代的制度，一面又通过明治元年（1868年）发布的《政体书》规定了官吏的“入札”，次年选出了领导班子；10年后为正式推进地方制度建设，在对江户时代的自治等情况展开调查后写成的《乡村考》中，也列举了入札作为参考事例。这些史实都明显反映出前述制度的有效性。

暂且不说“民主主义对权威主义”的利弊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即便围绕四月的统一地方选举，人们也指出了无投票、候选人少于应选人等制度失效的问题。如果认可民主主义之基础的选举制度停止发挥作用，那有何从抵抗“权威主义”呢？这样难免会被权威主义国家以“民主主义已被抛弃”这种认知战所利用。机能失灵的一大原因，可能是我们没能体会到民主主义制度的必要性。数百年前的祖先们“为了公平而富足地生活”，花费了令人望而却步的漫长岁月，有时甚至付出生命，才得以建立起种种制度并获得了某些权利，如果了解了这些事实，或许你就能够多少认识到一些它的重要性。

标题图片：第26届参议院选举的开票工作（东京都新宿区，2022年7月10日，时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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