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如何面对危机–东日本大地震后英国政府的对应

产生积极作用的“最坏设想”

2011年3月11日，前所未有的大地震袭击了日本。东北地区太平洋沿岸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毁灭性打击，一瞬之间夺取了众多民众的生命。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灾害，同时，居住在首都圈的人们，惊恐不安也与日益俱增。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反应堆的燃料棒发生了熔毁，向空气中释放出大量核能。我们究竟能否依然滞留在东京？东京是否还能一如既往维持世界大都市的机能？日本的今后将会怎样？

日本政府最初向居住在距福岛第一核电站20公里圈内的居民发出了避难劝告，此后又呼吁20至30公里圈内的居民也主动进行避难。但是，问题在于究竟这个范围以外的地区会怎样，特别是核能的危险性是否会殃及到首都圈。在海外的部分媒体明显地大肆渲染核能危机之时，英国政府是应对最为冷静而恰当的外国政府之一。

英国政府于3月15日在卫生部（Department of Health）召开了非常时期科学咨询小组会议（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in Emergencies; SAGE），邀请政府内外的专家就福岛第一核电站危机的应对问题进行了商议。政府首席科学顾问（Chief Scientific Advisor）、伦敦帝国学院教授约翰·贝丁顿（Sir John Beddington, Imperial College London）从科学的观点对核事故进行了说明，得出日本政府发出的避难劝告具有科学依据的结论，并认为，即使 “最坏设想”成为现实，也不会给包括婴幼儿、孕妇在内的东京居民带来深刻的危害。

英国政府将贝丁顿教授的说明文字记录全文刊登在驻日英国大使馆的网页上，通过博客、推特等在日本国内得到介绍和广泛浏览。根据这个说明，许多人认为没有退避出东京的必要，并确信可以照常从事经济活动。贝丁顿教授的说明，与日本政府的应对在内容上是相同的，但是，日本政府由于没有对“最坏设想”发生时的情况进行具有科学性和有逻辑的详细说明，许多人便参考了英国政府的这个应对说明。这种对策，不仅仅影响了日本国内，还给英国的新闻记者提供了思考材料。毋庸置疑它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为救助生命，政治可为之事甚多

英国政府能够如此迅速地应对是有其理由的。2001年布莱尔政权时，英国在政府内设置了民事紧急情况秘书处（Civil Contingencies Secretariat），确立了跨越部委应对自然灾害、恐怖活动的组织体系。此外，梳理了以往繁复的法律制度，于2004年制定了国内紧急状态法（Civil Contingencies Act 2004）。无论在政治体制还是法制体系上，英国政府完善了能够迅速应对多样化紧急事态的制度，其中设定了包括新型病毒流感、洪水、恐怖活动等在内的16个项目的大规模灾害，配备了100多名专职工作人员，并且完善了以专业知识为前提、以政府为核心的应对机制。日本则不存在能与之匹敌的规模、预算、制度、法制体系。

日本由于这种政治体制、法制体系尚不成熟，导致了此次大规模灾害在初期应对上缺乏有效性。此次灾害是集大地震、海啸和核电站事故于一体的多重复合型危机。首相、官房长官等官邸的领导人、工作人员人数有限，在“政治主导”下，这些人员要同时对应多种严重事态是很困难的。当初，虽然做出了快速决断，派遣10万人规模的自卫队员展开了东北地区的救援活动，但另一方面政府却没能同行并举、迅速应对核电站事故。民间企业东京电力、经济产业省（部）管辖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首相官邸之间协调不力，地方自治体和中央政府之间也显得合作不畅。面对这种复合型的紧急状态，未必能说政府是有充分准备的。

政治既可救助亦可剥夺人之生命。为救助生命，政治可为之事甚多。此次菅政权在震灾上的应对远比16年前阪神大地震进行得顺利，但是面对核电站事故这个前所未有的危机，却显得束手无策、章法混乱。核电站不会不发生事故，即使不愿设想，也应该更深入地理解大规模事故所造成的核能污染的严重性。“想人之所不能想（to think unthinkable）”也是政治的任务。我希望通过这次教训，日本政府能将应对紧急事态的政治体制发展的更为充实。

（2011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