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泽旬子《我与跟踪狂的七百日战争》:一个受害者不断发声的觉悟

社会

很少有被跟踪的受害者公开分享自己的受害经历。因为他们害怕再次成为跟踪狂的目标。内泽旬子却在最新著作中,鲜活如实地描写了自己与变身跟踪狂的前男友之间斗智斗勇的故事。请看编辑部的专访。

内泽旬子 UCHIZAWA Junko

内泽旬子 UCHIZAWA Junko 作家、插画家。1967年出身于神奈川县。2011年因《跟着身体走》(朝日新闻出版)获得讲谈社随笔奖。还有其他多部著作,如《乘着波浪漂到海岛》(朝日文库,2019年)、《世界屠畜纪行》(角川文库,2011年)等。

2014年,作家内泽旬子告别都市生活,搬到了自然环境优美的香川县小豆岛上。她与移居的朋友、亲切的岛民,以及宠物山羊一起享受着岛上平静的生活。但是两年后,她的生活却波澜乍起。在网上认识并交往了8个月的男朋友突然变身为跟踪狂,将内泽推向了痛苦的深渊。在最新作品《我与跟踪狂的七百日战争》(文艺春秋)中,她以紧迫感十足的笔触,详细描写了当时的种种场面,比如为了保护自己采取了怎样的行动,又是怎样陷入恐慌,失去了冷静的判断力,警察和司法部门又是如何应对的等等。从中凸显出的,是跟踪狂对策中存在的局限性和缺失。

“我不是跟踪狂”

与住在香川县当地的男友“A”的关系,是在2016年4月上旬开始恶化的。内泽在脸书上给对方发送信息,表示想要分手,没想到对方更是纠缠不休。忍无可忍的内泽向对方甩了狠话:“以前就有人对我像跟踪狂似地骚扰,很是害怕,所以你要是不收手,我就报警了。”然而内泽说:“他一听我用了跟踪狂、警察这样的字眼,大为恼火地吼道‘我不是跟踪狂’。”

之后A扬言“我要去岛上给你点颜色看看”,吓得内泽跑去向小豆岛警署生活安全科求助。在向该警署刑事科查询后得知,A有前科,还用了假名字。第二天,A就来到小岛,内泽赶紧离家躲了出去。 

当时的《反跟踪狂法》可以适用于电子邮件的骚扰行为,但不包括脸书这类社交软件(SNS)。而将社交软件上的“缠扰行为”也囊括进该法的修订版《反跟踪狂法》,是在2017年6月才实施的,因此内泽这个案件正好发生在法律条文修改的前后。

“如果《反跟踪狂法》能够适用的话,就可以让法院下令禁止跟踪狂靠近。一旦违反禁令,就可以立刻实施逮捕,所以从物理意义上可以起到防止跟踪狂靠近的作用。但因为我的情况并不适用, A到最后都一口咬定自己不是跟踪狂。”

律师也不心向受害者

内泽以“恐吓罪”的名义申请了保护。但同时,由于不想刺激A,免得他变本加厉,内泽也犹豫过要不要撤回保护申请。然而警察郑重叮嘱:“不存在撤回的选项。”而且内泽确实也怕一旦撤回申请,警方就不再提供保护了。A虽然被逮捕了,但据说他在前一天给警察打电话做了一番自我“反省”和谢罪。因而A感到气愤:“我都道歉了,为什么还被抓?”并且认定是内泽“陷害”了他,对内泽更是恨之入骨了。

内泽搬到岛上的一个临时住所,连车也换成了不起眼的白色微卡。搬家是在大半夜里,都没法跟邻居道别,就像是“在夜色的掩护下出逃”似的,和夜奔没什么两样。

“小豆岛的居民对游客非常热心。只要问一问这个人住在哪一带,肯定会有不知情的热心人告诉他。而且岛上本来就有不少人跟县本土的人有着各种关系。我不知道A跟小岛上的人有什么,所以很害怕自己的消息哪天就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

这之后,内泽与高松地方检察院的检察官、A的代理律师进行了面谈。检察官表示:“与其招人记恨,或许还是息事宁人比较好”,而对方律师也很强硬,逼我接受私下和解。内泽经熟人介绍,也找了律师事务所咨询,可惜接待她的律师并没有站在受害者的立场思考,缺乏对受害者的关爱。

“律师是法律专家,沟通能力如何则是另一个问题。是否私下和解,如何跟对方交涉,这些都应该跟代理律师好好商量的。可当时我陷入了恐慌,一心想赶紧了结这件事情,生怕进一步激怒A,为此我失去了一大半的正常判断能力。但是那位律师根本没有劝过我要冷静,也没有在预判加害者反应的基础上,分析各种可能性或危险,更没有向我提示任何选项。”

私下和解的内容,在两位律师的磋商下愈发向着不利的方向发展。虽然协议里加入了禁止接近的内容,但是他们非常重视不能泄露有前科的A的个人信息,要求内泽不允许对外人泄露,而且不与内泽商量,就将这一内容硬是写进了和解协议当中。对于一直都将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作为写作材料的内泽而言,不让她写自己身为跟踪狂受害者的经历,实在是强人所难。在和解谈判一开始,内泽就要求在不暴露A身份的前提下就自己的经历进行创作。因她当时心力交瘁,已经失去了拒绝在和解协议书上签字的气力。

“那时候如果我能拒决私下和解就好了,但我没能说出来。现在回想起来,后悔得要发狂。因为我如果要换律师的话,就得重新给律师看那些屈辱的信息(有8条信息可确定为恐吓罪的证据),还要从头跟他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包括我跟A是通过相亲网站‘雅虎伴侣’结识的情况等。对此我在心理上有很大抵触。”

最终达成私下和解, A因此而免于起诉。

违反和解协议,再次骚扰

和解成立半年后,内泽早已删除并遗忘了的LINE(连我)账号又收到了A发来的信息,并且A还在匿名论坛2ch上发帖,再次开始了骚扰。当时内泽已经找到了新家,从临时住所搬了出来,正准备忘记旧伤,开始迎接新的生活。

“让我绝对不能原谅的,是他无赖至极的态度。他宣称,反正我是吃低保的,即便我撕毁和解协议,你把我告上法庭,违约金你一个子儿也拿不到,有种你就来告我呀。这个态度成功地点燃了我心中的怒火,决心斩草除根,一战到底。” 

于是我去了警察局生活安全科报警。在那个时间点上,这件事还属于警方不能介入的民事纠纷,但警察让我把LINE账号留下来静观其变。“虽然信息的内容有关于和解协议,属于骚扰行为,但不是刑法上的恐吓内容,所以警方做出了属于民事范围的判断,不与介入。最终由于他在2ch论坛上的发帖内容涉及到了性关系,所以才成为刑事案件。”

最终检方以恐吓和损坏他人名誉起诉了A,判了他10个月的有期徒刑(无缓刑)。

跟踪狂是一种病

警察、律师和检察官能够在法律范围内处理了这一案件。但内泽说,“没有人真正与受害者感同身受,并愿意站在受害者一方共同战斗。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再多学习一些跟踪狂的心理和行为规律。表达了谢罪之意却仍然被抓——A无法解开这个心结,也是引发了第二次犯罪的一个原因。(受害者和加害者双方的)律师如果多一些跟踪狂相关的知识的话,我想第二次的骚扰行为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被跟踪狂的死缠烂打折磨得心力交瘁的内泽,在遭遇第二次骚扰时,也开始了有关跟踪狂的相关信息了。之后她了解到,部分跟踪狂其实是“病患”。即便根据《反跟踪狂法》或者以恐吓罪最长判个一两年,也无法保证犯人出狱后不会再次进行跟踪骚扰。必须要治病。在这个过程中,内泽得知了专门为跟踪狂做心理咨询的小早川明子(NPO团体Humanity理事长)的存在,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支持者。

“在A等待判刑的拘留期间,小早川女士跟A面谈过20分钟左右,当时A同意接受治疗。”但之后A又翻脸不认账,一口咬定自己“是酒精依赖,不是跟踪狂”,拒绝住院治疗。内泽曾经恳求在A出狱后,依然用接近禁止命令约束他,但被香川县警察局驳回,现在连A在哪里也不得而知。

内泽说,“想要让跟踪狂意识到自己是得了病,并能促成其接受治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有必要联合专家一起来做,但目前这种体制还不完善。我希望政府能够划出一些预算,来培养掌握了跟踪狂行为原理、拥有专业知识的咨询师,配备到全国各地。可以全天候24小时受理咨询业务的电话和网络平台也是必要的。”

作为受害者继续发声

在为应对第二次跟踪狂而奔波的同时,内泽下定了决心,即便违反和解协议,也要把自己的这些经历写出来。她说:“刚开始我很纠结,因为受限于和解协议,一些工作上该写的东西东西我不能碰。慢慢地我认识到,为了让大家知道在跟踪狂的案件中,只有受害者不得不到处搬家到处躲藏,一直生活在恐怖之中的现状,也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加害者有必要接受治疗,我必须要把那些东西写下来。之所以跟踪狂的受害者们难以象‘#Me Too’运动那样地团结起来,就是因为她们害怕暴露在公众面前,之后再度招致跟踪狂的骚扰。既然愿意站出来的人太少,那我就必须要发出声音。”

内泽说她希望警察与司法相关人士也能来看一看这本书。“越是需要治疗的跟踪狂越危险,最终可能会酿成恐吓或伤人等刑事案件。跟踪狂的咨询窗口是警察局的生活安全科,所以有关治疗跟踪狂的演讲,也只有安全科的人来听,没有跟刑事科人员共享这些信息。所以希望大家至少能看一看我的这本书。”

内泽2018年起开始在《周刊文春》上连载自己作为跟踪狂受害者的经历后,A恼羞成怒,跟咨询师小早川女士取得了联系。虽然小早川女士成功地安抚了A的情绪,但今后会怎样依然是未知数。

“我现在也没有公开自己在岛上的住所。快递和邮件我也不直接在家里接收。这件事情让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因为乳腺癌切除了两侧的乳腺,也包括来到岛上生活,我的人生迄今有过多次迂回曲折。生活总是要继续的,不这么想又能怎么办呢?”

采访/撰文:日本网编辑部 板仓君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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