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日本代表土井香苗:“还孩子们与家人生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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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前,土井香苗女士在东京成立了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亚洲的唯一一家办事处。本文介绍该办事处针对发生在儿童福利院的儿童“人权侵犯”问题所开展的工作。

土井香苗 DOI Kanae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HRW)”日本代表。1975年生于神奈川县。1996年东京大学法学系在读期间通过司法考试。大学四年级时参加非政府组织“和平之船(Peace Boat)”的活动,在非洲的厄立特里亚从事法律制定志愿者工作。2000~2016年3月,在日本从事律师工作,之后在阿富汗难民辩护团等处积极开展工作,2005~2006年赴美国纽约大学法科研究生院留学,完成国际法硕士课程,取得纽约州律师资格。2006~2007年以特别研究员的身份在国际人权组织“HRW”纽约总部工作。2009年开设HRW东京办事处,从事亚洲地区人权侵犯的调查,进行政策建议,积极开展世界人权保护工作。

“没有梦想”的孩子们的现状

在HRW的东京办事处

为了让那些由于虐待等原因而无法与亲生父母共同生活的儿童,能够在家庭般的环境中成长,4月4日,旨在推动收养或寄养工作的全国20个地方政府和13个民间组织,成立了“儿童家庭抚养推进官民协议会”。“HRW”日本代表土井香苗女士,是推动“家庭抚养,离开儿童福利院”官民合作项目的核心人物之一。

HRW的总部设在纽约,在全球90个国家设立了分部。工作在世界各地的约400名雇员对所有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调查,所有分部联合起来开展游说活动和政策建言,通过各国政府施加外部压力,以期纠正侵犯人权的行为。

各国专家的调查报告用HRW的通用语言英文编写,之后翻译成日文

2009年4月,HRW在东京设立办事处,这是HRW在亚洲的唯一一家办事处。东京办事处对生活在国内儿童福利院的儿童的现状积极展开调查,编写了调查报告《没有梦想 日本儿童福利院中的孩子们》。

土井女士介绍说:“HRW在1995年和2000年分别针对日本监狱的人权状况和人口贩卖问题发表了调查报告。这次是历时10多年之后,我们着手进行的又一项日本国内问题调查。”

完全没有意识到福利院抚养儿童所存在的问题

之所以会针对生活在福利院的儿童进行调查,其中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问题的严重性。接受‘社会抚养’的儿童,其现状是日本为数不多的‘糟糕’问题之一。不少发达国家正向家庭抚养过渡,而日本,这类儿童中有近9成,在有关设施中过着集体抚养的生活。”

所谓“社会抚养”,指的是这样一种机制:对于那些由于家庭内部的虐待、父母抚养困难或疾病等原因而无法生活在亲生父母身边的孩子,由社会代替他们的父母对其进行抚养和保护。目前,被纳入社会抚养体系的4万名儿童,大部分都生活在儿童福利院或育婴院等福利机构中。

“第二个原因,是社会关心度低。虽知生活在福利院的孩子很可怜,可是却没有意识到,让这些孩子过集体生活本身的问题所在。既没有人指出它违反国际条约,也没有人对政府提出批评。”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只限于有收留的必要性时,方可将社会抚养下的儿童接收到福利设施,这是不得已的最后手段。日本的寄养措施和特别收养措施显著落后,曾受到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的有关人权侵犯的改善建议,但就连这一事实也不大为人所知。

日本亲生父母的权利过大

有关“没有梦想”的采访调查从2011年12月到2014年2月持续了两年之久,同时还调查了2011年3月在东日本大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儿童的情况。截至2012年11月,东北地区241名震灾孤儿,大部分都被亲属收养并得到了政府或民间的支持和援助。

然而,生活在全国各地福利设施中的4万名儿童,他们的情况依旧让人看不到希望。

“对于政府而言,收养不需要特殊的财政支出,行政上给予寄养父母补贴,其公共支出也很少。相比之下,福利院需支付员工的人工成本、费用则成倍增加。而且,一般情况下福利设施的孩子升学率低,此后成为无家可归者的比率较高。显然这种长期以来的政策很不合理,但令人费解的是,二战后几十年来一直倾向于福利设施抚养的形式。”

“是否送孩子进孤儿院,只要父母一句话”

土井女士列举了此次“通过调查初次摸清的制度、特权和行政上存在的3大问题”,并毫不留情地给予了批评。

“第一,在日本,亲生父母的利益高于儿童的利益。不少父母自己无力抚养子女,却不能容忍子女和自己以外的人亲近。只要父母想把孩子送进福利院,孩子就可以轻易被送进去。依靠日本的法律制度很难改变这种滥用亲权的情况。”

“第二,来自福利院运营方的阻力。福利院依靠扶助金运营,如果不接收儿童,就无法实现其商业目的。与孩子的幸福相比,它们优先考虑的是自己能否继续开办下去。”

“第三,行政和政治上的怠忽职守。采取寄养制度,寻找合适的家庭及后续跟进工作费时费力,不如送进福利院,既省事又能逃避责任。而且,儿童咨询中心也没有充足的人员配置。”

根据调查结果,HRW日本办事处近两年来大力开展对厚生劳动省和政治家的游说活动,同时为了唤起社会舆论的关注,还积极接受媒体采访。

修订《儿童福利法》,明确儿童的权利

土井女士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其目的在于修订《儿童福利法》。她的种种努力终于结出了硕果,厚生劳动大臣盐崎恭久成为推动儿童家庭抚养的热心倡导者。3月底,在以盐崎大臣为首的厚生劳动省的积极推动下,政府内阁会议通过了《儿童福利法》部分修订案,并将之提交国会。《儿童福利法》首次明确规定,根据《儿童权利条约》,儿童是权利的主体;亲生父母无法养育子女,原则上应采取收养或寄养的家庭抚养方式。只有在不适合采取上述方式的情况下,才允许送入福利院,并且福利院要尽量确保一种“良好的家庭环境”。土井女士表示,该条文将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社会抚养的现状,但究竟以何种方式让条文付诸实现,在出现形同虚设的情况时该进行怎样的斗争,将成为下一步的关键。

土井女士说,日本不把儿童视为权利的主体,落后世界30年,现在终于站到了起跑线上。

土井女士目前强烈主张“关闭所有育婴院”。她认为:“育婴院在很多国家已成为‘古董’,其存在本身足以令世界震惊。但来自育婴院的阻力非常强烈,对育婴院持肯定态度的错误认识,在社会上泛滥。孩子们无法表达自己的心声,因此如果没有人发表正确意见,情况是绝不会发生改变的。希望孤儿院的建筑设施和工作人员在社会真正需要的领域发挥有效作用,比如育儿支援或对寄养孩子的支援等。”

人权和自由的优先度较低

HRW东京办事处有6名专职工作人员,加上志愿者和实习生共10人左右。工作人员分属HRW各部门,土井女士解释说,就是那种上司在国外的情形。

与世界各国的分部携手开展工作

作为东京办事处代表,土井女士负责“从外部施加压力”。针对日本以外各国发生的侵犯人权的现象,呼吁日本外务省对该国施加外部压力。这与安倍晋三内阁推进的价值观外交和法治的方向性是基本一致的,但土井说:“遗憾的是多数情况下仅限于呼吁,在日本外交政策中,维护人权和自由的优先度还很低。”

另一方面,在儿童抚养保护问题上,日本国内存在倾向于依靠福利机构等问题,这一状况,很难期待其他国家对“民主主义大国”日本施加“外部压力”,因此只能通过唤起社会舆论的关注,从内部发起变革来加以解决。

运用“智慧、策略和获取信息的能力”,尽全力解决难题

以东日本大地震为契机,捐助文化日益推广

土井女士的主要日常工作,就是对这些政治家和官僚施加影响,通过媒体或研讨会唤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并筹集资金。

HRW不接受任何公共资金,依靠个人或私人财团的捐款运营。最大的资金来源是每年1次以富裕阶层为对象组织的慈善晚宴。土井女士说,第一次在纽约总部目睹慈善晚宴时,其规模之大,让我惊得“目瞪口呆”。门票从最低的10万日元左右到1千万日元不等。土井女士考虑在捐赠文化尚未扎根的日本也举办这种豪华的晚宴,起初实验性地从小规模开始,此后越办越大。

以东日本大地震为契机,捐赠越来越普及,税制也得到完善,社会对于捐赠的态度变得积极了。今年4月的慈善晚宴门票早早便销售一空。

“能为人权活动筹集资金,在亚洲除日本外几乎没有其他国家了。例如在中国,HRW的工作人员甚至无法毫无顾忌地到外面去。当然他们也没有办公室,不得不‘潜伏地下’,秘密行动。有的国家在活动中还会受到威胁。日本是亚洲为数不多的民主主义国家,所以你可以大声呼吁尊重人权,即使这种声音不被重视,但也不会受到攻击。”

土井女士每天面对着各种难题,其中以社会尚未认识到的儿童福利院问题最为突出,但她认为工作的有趣之处也正在于此。

“如何能让政府采取行动,我们斗争的工具只有沟通和交流。在调查核实事实的基础上,对政策提出建议。因为抵制势力的存在,要推动社会舆论来促进变革,并非易事。不过,运用智慧、策略和获取信息的能力,呼吁政府解决被认为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过程本身很有意思,非常值得去做。”

nippon.com编辑部 撰文:板仓君枝 摄影:大谷清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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