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身与日本人

日本的文身及其历史

社会 文化

日本的文身经历了出现与消失的不断反复,其形式与审美在江户时代获得极大的发展。本文将追溯考察一下文身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

文身,日本各地自古以来的习俗

刺破皮肤,注入色素,绘出图文、符号、线条等,文身是人类最古老的身体修饰法之一,在世界各地都有所见。与割礼、缠足、抻长脖子等习俗一样,人们无法确定它的起源。然而,根据日本出土的泥人及古坟土俑上的图案符号等推测,日本自古便存在文身的习俗。

从日本南端的奄美群岛到琉球群岛一带地区,女性曾习惯于在从指尖至胳膊肘的部位刺上文身,并将其称之为“Hajichi”。尽管现存的相关记录是从16世纪开始的,但仍可推断出在此之前“Hajichi”便已存在。其中,特别是手部的刺青,表示女性已婚;女子在文刺后会受到祝福,它兼具有人生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含义。各个岛上的文身部位和图案皆有不同,一些岛上还留传着古老的观念,认为没有“Hajichi”的女性来世将一生劳苦。

另一方面,日本北方原住民阿伊努族的女性则在嘴唇周围和手上文刺文身。由此可知,日本各地自北向南都曾广泛地流行文身的习俗。在日本的创世神话《古事记》(712年)和《日本书纪》(720年)中也提及了文身,称它是边境居民的习俗,也是刑罚的一种手段。

自7世纪中叶开始,日本的审美意识产生了巨大变化——相较于身体之美,整体上更偏重于衣着、芳香等在昏暗的室内也显得光彩夺目的“美”。于是,文身日渐式微,有关文身的文献与绘画资料在17世纪初也变得难寻其踪。

复活,在世界上独放异彩

经历了战国时期,日本迈入了社会安定的江户时代,文身的历史车轮再次转动起来。一些文献中又开始出现了有关的记述。比如,妓女与客人之间,以切掉小指,或在身上刺入对方的名字等方法,以示永远相爱。后来,文身在侠客之间也作为他们互表诚信誓约的方式而流行起来。

丰原国周的《东京之花 尾上菊五郎》(Aflo)

此外,文身亦受到从事建筑、祭典活动等的准备工作,并同时担任街道内消防救火任务的“鸢”(yuān)和专事递送书信、钱款和货物的“飞脚”的喜爱。他们工作时身着服装会带来诸多行动不便,因此常常只系一条兜裆布。而对裸露肌肤感到抵触的这些人,便在身上刺入文身。于是,社会上形成了“‘鸢’必有文身”的固有观念。对于没有文刺的年轻“鸢”,街道里有钱势的人还会集体出钱供其文身。奋战在火灾现场的“鸢”,在江户时代是“帅气、潇洒”的象征,因此,鸢的文身对他们居住的街道来说,也是一种体面和骄傲。

“鸢”们刺入的文身图案大多为龙,据说是因为相信龙会兴云降雨,能在冥冥之中保佑自己。随着这种需求的增加,文身也从一开始的简单文字和图案,日益变得复杂,文身部位也不断扩大。这也促使了日后文身师的诞生,出现了专门为人文身刺青的职业。

歌川国芳的《武者绘 通俗水浒传 浪里白条张顺》(Aflo)

在大众文化的世界中,刺着文身的侠客作为“锄强扶弱”的理想形象开始被画入浮世绘,并迅速成为人们仰慕的对象。19世纪上半叶,浮世绘画家歌川国芳,将中国小说《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全身都绘满文身,大获好评。歌川国贞等人随后发表了刺有文身的歌舞伎演员的浮世绘,也受到了大众的喜爱。这一潮流反过来又影响了歌舞伎,在《白波五人男》(1862年)等剧目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演员,穿起了带有文刺花纹的内衣。在浮世绘和歌舞伎的进一步刺激下,原本就在不断扩大的文身部位,此时更是扩展到了全身。

三代歌川丰国(歌川国贞)的《青砥稿花红彩画 白波五人男 滨松屋》(Aflo)

明治政府,严格限制文身

由于在武士阶级中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忌讳自伤身体行为,因而文身没有流行开来。另外,自1720年起,作为刑罚的附加刑,还开始实行了在额头和胳膊上刺青的“黥刑”,所以平民百姓中不乏有人厌恶文身。但是,尽管江户幕府几次对文身加以管制,却未有成效。19世纪下半叶,日本的文身达到了鼎盛期。

此后,掌握了政权的明治政府,取消了闭关锁国政策,力图成为与欧美比肩的文明国家。于是,外国宾客、游人和船员开始纷纷到访日本,这是400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并且,他们把游历日本途中所见所闻,比如男女混浴、仅穿一条兜裆布的通体文身男子在街上阔步而行等景象,作为日本特有的风俗写入游记。

明治政府非常重视这些被欧美人视为日本未开化的部分,于明治5年(1872年)立法,对文身师与文身客双方实行了限制。到了20世纪初,日常身着衣物的习惯在社会上也得到普及,文身便被隐藏到了服装的深层。在这里笔者想补充一句,那就是反过来说,或许是在这个文身受到取缔的时代,让“唯有隐藏文身,精神世界才愈加深邃美好”这种想法变得更为强烈。

此外,冲绳和阿伊努地区女性文身的习俗亦受到冲击。虽然也有人秘密文身,可是一旦被发现,就会因野蛮落后而遭警察逮捕,被迫以手术或盐酸清洗等方法去除文身。现在,这些地区代代相传的文身习俗已然绝迹。

文身师,远渡重洋,大展身手

另一方面,有些来日本的外国人,将文身当做“日本特产”。登基前的乔治五世(伊丽莎白女王的祖父)、俄国的尼古拉二世等都曾在日本文刺,这些可在记录与证言中得到确认。而且,由于英美的报纸刊登了海军士兵和游客讲述的在日本文身的经历,人们开始对此发生强烈的兴趣。而满足了这些人好奇心的,就是远渡重洋的日本文身师们。

当时日本国内的文身师,表面上有的是做“招贴画”生意的,就象现在的广告牌制作商;有的是开“灯笼店”的。他们是在暗地里从事文身生意。其中有些人渴望更加自由的工作,便远渡香港、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印度、英国和美国等地。这些有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活跃在英美的日本文身师的情况,在小山腾及其之后的笔者的研究中都有详细的阐述。

远渡海外的文身师,他们的顾客多为客船乘务人员和乘客,因此他们或在港口附近开店,或租借酒店的房间做为工作场所并辗转于各地。例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名曾在伦敦和纽约工作、名为Yoshisuke Horitoyo的文身师,对报社记者称,自己也曾到中国、香港和巴黎等地工作,还特别谈到在香港时,曾给菲律宾的第一任总统阿奎纳多刺过文身。

住在长崎的文身师O.Ikasaki的刺青底图图册。20世纪初,Horiyoshi Ⅲ收藏

尽管日本文身师凭借精湛的技艺获得了颇高人气,但大部分顾客想要的不过是一些轻而易举即可完成的小文身,少有日本那样的能长期光顾的客人,所以文身师们的技术似乎并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二战后,文身开始向普通人的时尚转变

1948年,二战中战败的日本全面解除了文身禁令。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的占领下,日本各地建起了美军基地,文身师在军港横须贺,以停泊港口的美军士兵为顾客,做起了文身生意。据说在这里也是美国特色的文身比日式图案受欢迎,并且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文身生意异常火热。

1953年12月,在韩国拍摄的澳大利亚士兵。据说这些文身是在埃及、英国、香港、日本和印度文刺的。收藏于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https://www.awm.gov.au/collection/HOBJ4707/

上世纪70年代,在文身长期淡出人们视野的日本文身师们开始了出版和展会等活动。这一时期,时装设计师三宅一生、山本宽斋分别发布了灵感源于日本文身的“TATOO(文身)套装”。80年代,由于美国等地的摇滚乐队歌手们身上常常刺有文身,因而对此感兴趣的日本年轻人有所增加。此后,随着文身人气的提高,喜爱传统文身的人也越来越多。

“Tatoo” SS1971/970 Issey Miyake ISSEY MIYAKE / “Grid Body” Tokujin Yoshioka
“MIYAKE ISSEY: The work of Miyake Issey” National Art Center, Tokyo March 16 - June 13, 2016(摄影:nippon.com日本网 编辑部)

2014年,关东律师联合会以1000名20岁至60岁男女为对象进行了一次随机调查,结果显示其中16人刺有文身。从海外的文刺率占人口的一成至四分之一这一比例来看,该数字显得有点儿微不足道,但我们可以说的是,文身作为一种时尚,在日本也开始立足生根了。

参考文献

  • Christine Guth:“Longfellow’s Tattoos: Tourism, Collecting, and Japa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4.
  • 小山腾《日本的文身与英国王室——从明治时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藤原书店,2010年
  • 玉林晴朗《文身百态》,文川堂书房,1936年
  • 山本芳美《文身与日本人》,平凡社,2016年

标题图片:丰原国周《三福 白色瀑布前的名演员们 江户时代 1863年》(Af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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