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立誠的講演之旅——「對日新思維」,倡議創建「和解學」

政治外交

馬立誠 MA Licheng

1946年生於中國四川省成都市。曾任《中國青年報》評論部副主任、《人民日報》評論員、鳳凰衛視評論員。2002年發表《對日關係新思維》,在國內外引起反響。他現居北京,繼續從事各種政論活動。著述有《歷史的拐點》、《交鋒三十年》、《當代中國的八種社會思潮》(科學出版社東京)等。

習近平主席的講話——扭轉潮流?

6月上旬,以《對日關係新思維》的提唱者而知名的中國作家馬立誠訪問日本,以東洋學園大學(總部:東京都文京區本鄉)為第一站,開始了他在日本各地的講演活動,以期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助推兩國關係的改善。時常到訪日本的馬先生近年特別重視與日本年輕人的交流,6月12日他在日本大學文理學系的講演中講道:「今後中日兩國關係還會出現波動,但從長遠觀點冷靜思考,兩國的和解會變得極其重要。」另外,他還在日本記者俱樂部強烈呼籲,「今年是戰後70年這個有紀念意義的年分,兩國都應立誓永不再戰」。

今年68歲的馬先生,赴日當天就病了,他是在接受針灸治療的同時,完成每一天的演講、歡迎會等日程安排的。馬先生的此行,存在這樣一個背景,即今年5月23日,習近平主席在接見自民黨總務會長二階俊博率領的日本旅遊業3,000人訪華團時表示,願促進兩國關係的改善發展。

馬立誠曾經供職的《人民日報》,以頭版頭條報道了習主席的講話內容;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如此「厚待」日中關係新聞,可謂時隔已久。此外,這個消息在電視、網際網路等國內媒體上也廣為報道,實在讓人對兩國關係改善寄予了期待。鑑於習主席對日態度的軟化,馬立誠也期待日方妥善處理,就今年8月安倍首相將要發表的戰後70週年談話,他在一系列的演講中介紹說,「習主席的講話極其重要。中日兩國應該鮮明地打出世世代代友好的旗幟」。

提倡「和解學」

馬立誠此次還在日本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有關創建「東亞和解學」的想法。其主要內容,是重新審視二戰後包括日中韓三國合作活動在內的歷史,就像德國、法國和俄國那樣——雖然曾經展開了不亞於日、中的激戰,但最終成功和解,將構建面向未來的雙邊關係提升到學術水準,深入理解有關「和解」的方式和方法。他在講演中引用習主席的講話,介紹了「和解學」的指導思想,「人類的和平與發展是一項崇高的事業,任何國家企圖以暴力實現自己發展目標的嘗試最終都遭到了失敗」,強調了和平、反省和寬容這三點的重要性。

「和解學」從今年開始倡導,7月中旬,他在「共識網」上以《中日和解是對二戰結束的最好紀念》為題再次發文闡述了自己的看法。日本方面也與之呼應,《讀賣新聞》大篇幅介紹稱,馬立誠的論文,以理性的姿態向中國社會發出呼籲;與《讀賣新聞》同一系統的雜誌《中央公論》則全文刊載了該論文的日譯文。

2002年,馬立誠發表《對日關係新思維》,其「日本已多次道歉,中國應推進構建面向未來的兩國關係」等主張,在國內外引發巨大反響。他表達了對日方立場和努力的理解,並試圖客觀分析兩國關係,而這種真摯的態度,在中國國內的網際網路上遭來一片「漢奸」的怒罵之聲。後因謹慎的應對而躲過了這種攻擊,並在此後的10多年裏,逐漸獲得了來自政府領導、經濟界人士和有識之士等越來越多人的贊同,其中,原中國共產黨對外聯絡部部長朱良還給他寄來親筆信以示支持。2012年,馬立誠出版了《仇恨沒有未來》(2014年,日語版,岩波書店),對「新思維」之後的情況作了綜述,在第11章《3・11大地震拉近了兩國的距離》裏,對構建新的日中關係給予了期待。在此次的一系列演講中,他也再次介紹了「日本政府曾25次道歉」這個中方對日本的理性評價,並對日本人發出有必要改善兩國關係的呼籲,稱「中國和日本是無法搬遷的鄰國,也不能在其家門口砌一堵牆」。

不過,雖然馬立誠在2012年還出版《當代中國的八種社會思潮》並受好評為「現代好書」,但作為具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他的新作因其內容而無法在香港發行。但是,馬立誠在演講中反覆希求人們對中國國情給予理解,他說:「希望大家能夠認識到,我今天能夠來日本,這樣在大家面前講演,也可以說是中國的進步吧。」

與學生對話

在日本大學文理學系的講演會上,馬立誠和學生們進行了直接的問答交流。

馬立誠此次訪日期待極大的,是和日本青年的直接對話。6月12日在日本大學文理學系(東京都世田谷區)的演講中,他先講了一個小插曲——在靜岡大學,學生對他說,「中國很可怕」、「什麼時候會攻打過來」,他問大家:「中國可怕嗎?」接著在演講中介紹了中國國內有識之士的想法及行動,最後,他不忘再度耐心詢問學生們說:「聽了我的話,你們還覺得中國可怕嗎?」

下面是馬立誠和學生對話的主要內容。

媒體的重任

問(1年級女生):問卷調查顯示,不喜歡中國的日本人超過了90%。日本人對中國的厭惡感,一部分大概是源自電視等媒體的報道,讓人們形成了一種負面形象,引發了憤恨抵拒之情。雖然我想有關中國的好的事情也是報道的。中國的媒體在報道日本時,是不是也壞事說得多好事說得少呢?

 中國和日本的媒體有著同樣的毛病。有些中國媒體每天都在罵日本。小事小罵,大事大罵。日本的媒體也一樣,反韓反中。據說書店裏充斥著「瀕臨崩潰」、「為什麼崩潰」「如何崩潰」之類鼓譟中國崩潰的書籍。

互相激發民眾的厭惡情緒——在這個問題上,兩國媒體都有嚴重的責任。我感覺媒體的這種做法不大好。

所以,中國遊客來日本旅遊後發現,實際上日本和看了國內報道後想像的情況不同,「繁榮、清潔、禮貌、文明、秩序、精細,這就是當代日本給中國人留下的印象。」

中國人中流傳一句話:凡是到過日本的人,對日本看法就變了。你們認為如何?

歷史教育的弊病

問(三年級中國女留學生):除了媒體宣傳外,還有教育的問題。中國大學的歷史課,教材都是涉及戰爭的。大篇幅地講授戰爭,對戰後問題則言之甚少。我們必須認識到「充滿仇恨的教材是沒有未來的」。

 我完全贊同這位同學的意見。教育也好、媒體也好,存在著各種問題。中國的教育也存在很多問題,我非常清楚。日本的教育也同樣有問題。

在中國,特別是對日本戰後的新面貌,日本對人類社會的巨大貢獻以及對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真正幫助等,沒有絲毫的介紹。很多中國人對什麼是政府開發援助(ODA)也一無所知。

日本政府援助中國的項目多達160項,比如每天乘坐的北京的地鐵等,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日本援建的。

這方面還是受到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

眾所周知的中國的抗日電視劇,從早到晚地放個沒完。據說多達300部的抗日劇都與史實不符,胡編亂造的很多。

播放這樣的內容,無異於播種仇恨。在中國國內演講時,我也同樣和人們講今天我在這裏說過的話。

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曾親自指示,應在中國播放更多的日本當代電影、電視劇,讓中國人來看。因此,電視連續劇《阿信》、卡通《一休和尚》以及高倉健主演的電影《追捕》等在當時大受歡迎,無數中國青年成為高倉健的粉絲。這些電影、電視劇巨大地改變了日本和日本人的形象。

「高倉健,好帥,日本演員真棒!」——就這樣,過去中國人在電影中看到的日本的兇殘野蠻的侵略者形象以及對日本的看法發生了改變。

可是後來又怎樣了呢?20年來,中國沒有引進日本電影。因為在中國國內看不到日本電影,有些年輕人還誤解為「日本已經不拍攝電影了」。

我非常喜歡《永遠的三丁目的夕陽》這部日本電影。拼命實現了經濟發展的那個時代,正是中國今天的現狀。完全就是那種情形。那麼感人的一部電影,如果在中國上映,那麼我想人們對日本的認識將會有更多的改變。在這一點上,中國有關部門的政策存在問題,我覺得應該改善的地方還很多很多。

但是,我還想說的一點是,我這個提倡對日新思維的人,今天來到日本,並能在日本的大學裏演講,為此我希望大家認識到,這也可以說是中國的進步吧。

日中關係有解決之策嗎?

問(三年級男生):關於中國和日本的問題,存在這樣一面,即當國內政治不穩定時,中國就會打中日關係這張牌,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中國並非想解決問題,而是含糊其辭,以便於用來維護國內政治的穩定。

 中日關係今後也還會有大大小小的波動,今天的講演,是以長遠觀點,從50年代的毛澤東到現在的習近平主席,談及了各種各樣的話題。

中日關係即便會有波動,我們也必須從長遠的觀點出發做冷靜的思考。我認為重要的是「中日需要和解」能夠成為一種主流認識。

在剛才的演講中我也介紹了溫家寶總理和胡錦濤主席當時針對中日關係的講話。從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到溫家寶、胡錦濤、習近平,他們的講話中有一個共同認識,就是強調了中日關係以及和解的重要性。中國的政治領導人也是這樣認為的。

不過,中國和日本的問題還是非常複雜的。比如說在座的同學,在和中國朋友交往中,可能會聽到「我的祖父被日軍殺害,祖母的親友慘遭殺戮」這類話題。現在還會有這樣的事情。

再過30年,這種情況會變得好一些。 30年,不過就是一瞬間。

我想這樣一來也將對中國政府形成巨大壓力。

不是要你們這些年輕人去背負祖父祖母一代人的所作所為。因為和你們這些年輕學生並沒有直接關係,所以我認為不能把歷史上戰爭的責任強加在你們年輕人身上。

標題圖片:馬立誠在日本記者俱樂部的記者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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