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東亞漢字文化圈【Part 2】

19世紀，西歐列強入侵東亞，日本果斷地開放門戶，走向西方化和現代化，並且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以及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獲得勝利，躋身列強之列。中國將日本作為自身西方化最為便捷的樣本，重新給予了認識。

日中“聯隊”完成的漢字四次加工

清政府於1896年6月15日，向日本派遣了由13人組成的第1批官費留學生。此後，派遣規模逐漸擴大，1905年已有近1萬名留學生在日本學習。除了被稱為中國近代文學之父的魯迅（1881-1936年）、社會主義中國的領導人周恩來（1898-1976年）、孫平化（1917-1997年）、郭沫若（1892-1978年）之外，還有軍事家蔡鍔（1882-1916年）、美術家張大千（1899-1983年）、科學家李四光（1889-1971年）等等，他們通過留日體驗，積累了重建中國所必需的知識財富。

20世紀初葉，是中國教育界向現代教育轉型的陣痛時期。最初是從模仿日本教育方式開始的，中國留學生們翻譯和利用了日本的各科教材。之所以可以這樣做，在於兩國所使用的漢字在意思上具有共通性，即便不知道所用漢字的日語讀音也無妨。西方的思想、科學、學術的日文譯詞，雖是日本人創造的新詞，卻是用漢字表記的，它們再通過中國留學生的翻譯而漢語化，這樣的日中“漢字接力”進一步豐富了漢字文化圈。可以說，這既是日中“聯隊”主導的一次“漢字革命”，也是自5世紀初葉漢字傳入日本後對漢字進行的第四次加工。

中國對日造漢字的再認識

有些漢字在今天的中國幾乎已成為廢詞，但在日本卻依然使用。例如，“雫（日語為水滴意——譯註）”、“ 圀（古同‘國’——譯註）”等。對此，我們既可以探究其在中國之所以成為廢詞的歷史性背景，也可以反過來思索一下，其何以在日本得以繼續使用的文化背景。

在中國，重新認識日造漢字的事例正在增加。在《新華字典》的日文版（宮田一郎編譯，第10版，光生館， 2005年）中，收錄了日本的國字“畑”,釋意為“‘畑’，日本人的姓氏用字”。這本相當於日本《大辭林》的大眾性詞典中收錄日本創製的漢字，意義可謂重大。

作為外來語的日語詞彙大量湧入漢語，歷史上有兩次。假如把第一次界定為自日本明治維新之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話，那麼第二次則是從進入2000年後開始的。

比如說，根據漫畫形象創造出的抽象型漢字詞彙，有“特萌”（非常可愛）、“我倒”（近乎受到某種衝擊時使用的擬態詞）等。無論哪個詞，都是不能完全按漢語傳統的組詞結構思考、解釋的，是一種“另類”的漢字組合。它展示了一種象徵著抽象與具象之有機聯繫的可能性。

越是關係到文化背景的語言，越是難以作出形象描述。比如在日本古典文學中出現的“陽炎”一詞，我還沒有找出一個貼切的中文譯詞。另一方面，關於圓月，日本吸收了中國的表現和文學，而“月”之盈虧變化的名稱，則是日本的再生產。從日語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接受漢字或漢文過程中體現出的折衷思想的痕跡。

結語——作為亞洲符號、全球化符號的漢字

日本人已經國際化，有西方生活經驗並具備英語讀寫能力的人中，據說在夫妻爭吵時，常會用英語爭辯。在日本生活的中國人也如是，雖然日語流利，表達自如，但涉及到邏輯思維的話題時,不少人就會轉用“漢語”。中國人討論問題時強調邏輯性，故而自然而然地養成了以三段式論證法闡述思想的習慣。

與西語和漢語截然相反的恐怕就是日語了。日語適宜於重視感性的文化，其象徵大概就是日本創製的漢字“侘（幽寂）”和“寂（樸雅）”所表現的精神世界。

當富於邏輯性的漢字、漢字文化邂逅感性優先的日本時，就發生了化學反應。不僅僅是陰陽相剋，同時還存在著相關、相和、相融、相好。正是基於漢字的這一性質，可以透視出東亞文化以及可與全球化符號英文對應的亞洲符號的未來前景。

（2012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