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保障」的時代

政治外交 文化

再次襲擊巴黎的伊斯蘭恐怖主義、日中韓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這個平臺上的歷史對立,文化是造成這一切國際對立的導火線。

應該回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理念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了避免戰爭慘劇重演而設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組織法」的序文中對其基本精神做了如下規定:

「戰爭起源於人之思想,故務需於人之思想中築起保衛和平之屏障。(中間省略)

和平若全然以政府間之政治、經濟措施為基礎則不能確保世界人民對其一致、持久而又真誠之支持。為使其免遭失敗,和平尚必須奠基於人類理性與道德上之團結。(中間省略)

有鑑於此,各簽約國特創建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通過世界各國人民間教育、科學及文化聯繫,促進實現聯合國據以建立並為其憲章所宣告之國際和平與人類共同福利之宗旨」。

換言之,大家認為只有通過文化的交流和相互理解,才能構建真正的和平。實際上,正如法國外交史學家拜斯(Maurice Vaïsse)指出的那樣,國家關係發生惡化之時,文化的相互交流能夠在國際關係方面產生「防禦性的作用」,在關係變冷之際阻止這種趨勢進一步惡化。

比如,上世紀60年代開始,德法青少年交流日益緊密,曾是仇敵的兩國之間的相互感情在民間層面變得愈發融洽,之後每當政治層面發生意見分歧和摩擦時,也都會將之控制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之內。上世紀80年代,「大平學校」掀起的日中交流熱潮為當時兩國加強關係奠定了基礎等等,日本外交領域也有許多取得了成果的事例。

然而,2015年1月和11月巴黎恐怖襲擊事件背後的西歐式價值觀以及針對這種價值觀的抵觸,還有日韓、日中在UNESCO世界遺產申報問題方面的糾紛加劇,這些事例中全都存在文化遭到政治利用或是推動了摩擦暴力化的問題,在這一點上,上述事例都具有相同之處,換言之,這恐怕可以理解為文化引發了對立和戰爭,完全背離了UNESCO的理念。

東亞各國在申報世界遺產方面的糾紛

UNESCO於2015年7月決定將日本政府推薦的「明治日本的工業革命遺產」納入UNESCO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對此,韓國政府提出抗議,強調來自朝鮮半島的「徵用勞工」在這些工業設施內遭受了「強制勞動」,不符合入選世界遺產名錄的條件。韓國希望將申遺問題與歷史認識掛鉤,從日本口中套出承認存在「強制勞動」問題的承諾,日本希望在迴避這個問題的情況下完成申報,於是這個問題就變成了兩國的爭議焦點。「本來應該剝除政治因素,聚焦文化方面,但遺憾的是,在現實中很難避免」(《朝日新聞》2015年7月6日)——正如原UNESCO總幹事松浦晃一郎所言,文化要素和政治糾纏在一起,進而引發了對立。

另外在同年10月,中國一直在推進申報的有關1937年南京事件的「南京大屠殺檔案」確定將入選世界記憶遺產名錄。在圍繞日中兩國戰爭的歷史認識方面,日本政府擔心中國會為了向國際社會宣揚本國認識的正統性而努力尋求UNESCO的「權威認可」,採取了一些行動來阻止其申報。關於這種「檔案」,通過歷史學家的研究,其意義會在學術層面上得到明確,而在申報記憶遺產這個問題上,歷史資料這樣一種文化要素卻扮演了在政治舞臺上引發摩擦的角色。

發生在巴黎的恐怖襲擊事件和西歐式價值觀

文化的意義範圍很廣,如果關注價值觀、思想和信條這些方面,對其加以理解,那麼2015年1月和11月在巴黎發生的連環恐怖襲擊事件或許也可以從文化的作用這個角度進行分析研究。

就1月的查理周刊總部槍擊事件來說,背景情況是該周刊通過諷刺畫強烈抨擊了伊斯蘭教(歐洲內部也有批評意見認為這是對於一個宗教的中傷),穆斯林的抗議演變成了一部分極端主義者的暴力行為。但如果從總體角度看,構成表達自由、言論自由等西歐式價值觀根基的「自由」與嚴格解釋伊斯蘭教義、否定偶像崇拜的理論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衝突。

法國於2011年頒布法律,禁止穆斯林女性在公共場所穿著裹住全身的罩袍。這裏,將此視為男性剝奪女性權利的行為,將性別平等作為重要價值的西歐理論與將罩袍視為基於伊斯蘭教義的正常服飾文化的立場之間存在巨大的價值觀差異。或許我們可以將查理周刊總部槍擊事件理解為這種價值觀的差異催生摩擦,最終以暴力形式爆發出來的事例。

11月的連環恐怖襲擊事件不同於1月的事件,恐怖分子的襲擊對象是大量非特定的普通市民,但有一點和1月的事件如出一轍,那就是以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為標杆、認為暴力示威行為是正確做法的犯罪集團對生活在體現著西歐式價值觀的法國社會的市民實施了襲擊。不過我們也不能忽視另一個背景情況,那就是法國從9月開始對敘利亞實施轟炸行動後,IS予以了反擊。

不過,這些事件中的襲擊者都不是來自伊斯蘭教占統治地位的地區,而是來自西歐式價值觀占統治地位的法國和鄰國比利時等歐洲地區,他們受到極端思想影響,走上了恐怖主義犯罪道路。儘管2001年9月美國恐怖襲擊事件的嫌疑犯也有相同情況,但就2015年巴黎恐怖襲擊事件來看,或許可以說新特點在於「本地」人充當了這種犯罪的實施者。具體的邏輯關係是:在全球化發展進程中,競爭社會弱肉強食的性質愈發突出,旨在救助那些在競爭中掉隊的年輕人的社會安全網陷入了功能失調狀態。社會表面上看起來很富足,而覺得自己被社會疏遠、內心感到閉塞的年輕人便受到了這種極端思想的吸引。換言之,價值觀這種文化要素被用作了驅使年輕人實施暴力行為的「工具」。

文化外交的光與影

當今世界,各主要國家都在致力於開展文化外交或者說公關文化外交(public diplomacy)。具體做法是將本國的魅力直接傳遞給他國民眾,吸引他們,讓普通民眾而不是政府和外交官成為「自己人」。比如法國文化中心就扮演了這樣的角色,該中心在世界各地開設分支機構,致力於傳播法國文化。除了推廣法語和藝術外,該中心還專注於宣傳起源於法國的思想、學術和技術等各種足以展現法國魅力的東西。雖然預算和人員規模不及法國,但日本外務省主管的獨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也扮演著這樣的角色。

不過,這種文化外交也可能成為一把雙刃劍。積極傳播本國文化,宣揚其魅力,不斷加強軟實力是一種有效的外交手段。但在宣傳戰略上,如果過度地表現出追求政治性對外權力的色彩,那麼反而可能引起聽眾觀眾的抗拒,甚至損害軟實力。

如果是殖民地舊宗主國面向舊殖民地國家開展這種活動,在他們基於歷史上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採用「灌輸」的形式宣揚文化的過程中,就經常可以看到這種現象。法國和整個歐美地區的文化傳播活動不僅給對象國家和地區的民眾帶去了魅力,還取得了在全球層面構建起人權和民主主義等文化規範的成果。

但如果這種價值觀的傳播呈現出「過於強勢」,即以權力和歷史關係為背景加以「灌輸」的狀態(至少是聽眾觀眾方面這樣認為),就會招來強烈反感。如果升級為動用軍事力量的「灌輸」,那麼或許可以想像抗拒情緒會進一步激化,採取的反抗手段有時就會牽涉到恐怖主義。對於日本而言,這種情形也並非事不關己。

文化安全保障的時代

植根於社會的傳統、習慣和規範等文化要素是人們經年累月構建起來的「生活設計」(designs for living,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是應該受到保護的。然而假如文化已被用作一種攻擊那些具有敵對規範的國家和社會的工具,那麼也可以認為擁有著這種文化的國家和社會必須加以妥善控制。在守護文化的同時又必須保護人們不受文化侵害,這是一種反論式的狀況,已經在現實中顯現出來。換言之,作為現實問題,文化已經變成了安全保障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們有必要站在「文化的安全保障」這一視角來進行思考和展開行動。

文章開頭提到的UNESCO的理念是崇高的,其意義非但不會受到破壞,莫如說正在日益提升。這是因為文化雖然具有危險性,但作為用於創造和維護和平的核心要素,其重要性正在不斷提升。日本曾對前述「南京大屠殺檔案」申報世界遺產問題提出抗議,甚至暗示將退出UNESCO,但莫如說正是因為遇到了這種情況,才應該更加積極地支持UNESCO的事業,從「文化的安全保障」角度為國際社會做出貢獻,或許這才更具有重要意義。

標題圖片:11月13日星期五,巴黎發生了連環恐怖襲擊事件(圖片提供:AP/Af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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