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神話」的沉重代價——兒童貧困應對措施剛剛起步

社會

「平等國家」的「神話」

許許多多的外國遊客,都不會認為日本是存在「諸多『貧困』的國家」。在日本的城市裏,你看不到很多已開發國家的「中心城區」常見的塗鴉或是無家可歸者在街頭乞討;行人衣著光鮮,便利商店和速食店的店員也服務周到且彬彬有禮;這裏既不存在那種一個人走夜路會很危險的「治安很差的街區」,也很少有小偷扒手類的犯罪。的確,日本在已開發國家中是一個屈指可數的「平等國家」。

是的,大家都對此深信不疑。日本是個平等的國家,這種評價在海外也經常聽到,它也是日本人長期以來堅信的一個「神話」。

這一神話並非毫無根據。確實,如果看20世紀70年代的統計資料,你會發現日本在已開發國家中,也像北歐國家那樣,是個居民收入差距較小的國家。但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人的收入差距擴大。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統計,2009年日本的基尼係數(綜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狀況指標的指標)為0.336,高居OECD35個成員國的第8位。實際上,日本的居民收入差距雖然低於美英等國,但大於德國、法國等歐洲大陸國家,更不用說北歐各國了。

進入21世紀後,至少在日本國內,日本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平等這一事實逐漸為人們所認識。但即便如此,在「變得」富足的日本居然存在「貧困」問題,是誰也想像不到的。此處所說的「貧困」,不是指那種衣食無著、沒有遮風擋雨的住所,在死亡線上掙扎的「絕對貧困(absolute poverty)」。在今天的開發中國家,絕對貧困依然是個重大問題,但在已開發國家和新興國家,主要使用的是「相對貧困(relative poverty)」這個概念。

所謂「相對貧困」,是指無法維持居住國最低生活標準的生活狀態。即使在人均GDP較高的OECD成員國裏,相對貧困也是個重大的社會問題。我們從以下這點就能看出——在大多數OECD成員國的政府相關部門的網站上,輕而易舉地就能查到有關該國「貧困」狀況的統計資料及其對策。比如,歐盟在「Europe 2020」戰略中提出了以下數值目標:到2020年要使「貧困者和受社會排斥者」減少2,000萬人。(參考: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恥辱」意識掩蓋了貧困

但在日本,多年來甚至是政府、社會和學術界都沉浸在「日本是個平等國家」這一幻想之中,因此對相對貧困問題,人們長期處於無知無覺的狀態。政府在20世紀60年代停止了有關貧困數據的統計,甚至不再計算貧困率。雖然政府也有針對貧困者的救助機制,但在實際運作中,救濟金發放對象一般限定在沒有養老金收入的老年人或身心障礙者等,而他們只占總人口的約1%。

之所以人們對公共救助的必要性認識淡薄,原因在於日本的貧困是一種「看不見的貧困」。在全民普遍深信社會「平等」的環境中,即在被人們認為是「平等競爭」的社會中,貧窮即個人的失敗,被視為「恥辱」。不管你多麼困苦拮据,接受社會救助被當作是「家族的恥辱」,會受到親戚們的一致反對。而且,他們即便借錢或剋扣伙食,也要穿著體面,在外不露窮相。另外,即使面對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人們也會認為那都是因為酗酒等他們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而不會想到是社會結構不合理所致。

這種認識發生變化是在2008年。次貸危機之後經濟衰退,使人們開始認識到誰都有可能跌落到貧困境地。也就是在那個時候,人們震驚於一則新聞報道,在公認的全民參加醫保享受醫保的國家日本,居然有多達3萬的兒童沒有健康保險保障。於是,2009年第1次執掌政權的民主黨,上臺後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公布了日本的相對貧困率。由此,兒童相對貧困率為15.7%、單親家庭相對貧困率高達50.8%以上的事實,終於為公眾所知。(2012年這兩個項目的最新資料已分別上升到16.3%和54.6%。厚生勞動省《國民生活基礎調查》)

兒童貧困的真情實況

民主黨政府推動了幾項相關政策的落實,比如對家有兒童的家庭增加了兒童補貼、上高中免費等。東日本大地震之後,雖然自民黨和公民黨再度聯合執政,但政府對貧困的關注、特別是對兒童貧困問題的關注仍然很高。這是因為兒童貧困的嚴峻現實持續不斷得到曝光,生活陷於貧困的兒童和大人無處不在,已無法再繼續置之於不顧了。

比如,文部科學省在2009年公布了一項調查結果。在針對小學6年級學生開展的全國學力調查中,發現如果按照父母的收入多少來分類統計的話,收入多少和學力的高低呈現出非常密切的關係。(耳塚寬明《關於御茶水女子大學的委託研究和補充調查》文部科學省委託調查)

在海外,兒童的學力與父母的收入有關,這已是廣為人知的。但即便是這種「理所當然」的關係,政府和教育研究人員也是在一片驚愕之中接受的,更不用說日本普通民眾了。

兒童的健康狀況亦然。筆者2010年起開始發表論文,闡明兒童的健康狀況和其父母的收入高低有關這一事實。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中更多肥胖兒童,這在最近的研究成果中也終於得到證實。在此之前,「因為是平等社會」這種意識,日本人對父母的經濟地位對兒童帶來的影響漠不關心。但調查發現,與兒童相關的各類資料都與父母收入有著內在聯繫。

另外,一些直接接觸兒童的專業人員也開始不斷反映貧困為孩子帶來的影響。比如,來自兒科醫療前線的報告說,有的孩子家庭由於無法承擔自負醫療費而只能選擇保守性治療;有些低收入家庭的家長要求說,孩子在學校裏生病了也不要送到醫院去,等等。

有的老師稱,他們把學校營養午餐剩下的牛奶或糖果,暗地裏拿給那些沒吃早餐來上課的小學生,以防止他們上午無法集中精力學習;也有報告說,由於放假期間學校沒有營養午餐,暑假結束後來上學的孩子中,有的人比放假前瘦了;來自兒童館和兒童課餘活動中心的報告則反映,有些孩子好像沒吃中餐。

隨著報紙和電視等大眾媒體對此類事件的大量報道,人們終於認識到,兒童貧困已經是日本的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了。

兒童貧困對策資金列入政府預算

在這種形勢下,2013年,朝野一致通過了《關於推進兒童貧困問題對策的法律》(兒童貧困對策法)。據此,採取措施解決兒童貧困成為政府的義務。第2年,內閣決議確定了《解決兒童貧困問題大綱》,長期以來兒童的家庭狀況往往被認為非學校之「管轄」,但「學校」在這個大綱中被定位為應對兒童貧困問題的「平臺」。進入2015年後,伴有政府撥款的扶貧新政策開始正式實施。

安倍晉三內閣發起了「單親家庭與多子家庭自立救助項目」,並在2015年12月22日成立的2016年度預算案裏加入了以下內容:擴大無息獎學金項目,增加對1個以上孩子家庭的兒童撫養補貼(對低收入的單親家庭發放現金補貼)等。

「平等神話」的沉重「代價」

但是,和很多已開發國家相比,日本解決兒童貧困的措施,不得不說還是遠遠不夠的。就拿這次獎學金擴充項目來說,首先,日本只有貸款類型的獎學金——貸學金(student loan),不存在無需歸還的獎學金(scholarship)。日本是OECD成員國中高等教育家庭負擔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

再看增加兒童撫養補貼措施。本來日本的兒童撫養補貼就很少,無法靠它來生活,即便拿到全額,每月也只有4.2萬日圓,2個孩子時再加5,000日圓,從第3個孩子起每人再增加3,000日圓。單親家庭(多數由母親和孩子構成)中,80%以上的母親在工作。但即便如此,單親家庭的貧困率仍超過了50%。從離異的孩子父親那裏正常拿到撫養費的還不到20%,這是因為政府沒有制定有效對策,以保障正常支付贍養費。

雖說接受政府生活救濟的比率在增加,但也只占人口的2%左右。一般的兒童補貼金額少,也不存在其他國家那種提供住房補助、伙食補助等支援低收入家庭的制度。同時,在國民年金和國民健康保險這種由企業非正式員工或自營業者加入的社會保險方面,保險費用的負擔還具有「累退性」(即隨著收入的增加負擔變小,相反收入減少負擔增大——譯註)的特點。

這些都是日本長期忽視「貧困問題」的後果,在社會各項制度設計上忽視了低收入階層的存在。在解決貧困問題方面,日本已遠遠落後於其他已開發國家了。日本或曾短暫地有過經濟的「平等」,但它的代價以這樣的形式呈現出來,可謂具有諷刺意義。

(2016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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