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外籍家政工市場,能夠拯救工作女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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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晉三政權打出「支援女性活躍於社會」政策,作為其中的一環,在「國家戰略特區」,家政服務業向外籍勞動力開放,神奈川縣、大阪府等地計劃從今春開始外國人家政代理服務。劃定地區範圍,充分利用政策管制寬鬆的特區優勢參加這次「試點」的,有Pasona、Bears、Poppins、Duskin、Chez Vous等家政代理公司,預計3月以後隨時開始提供服務。

在日本,只有年收入1千萬日圓以上的外國高級專業人才及大使館職員的家庭才允許直接僱用外籍家政服務員。這是極為例外的措施。另外,現在可在家政代理公司合法工作的外籍家政工,只限於日本人的妻子。

這次政策放鬆,反映出政府在促進女性活躍於社會問題上,明確認識到必須減輕她們的家務和育兒負擔,為此而擴大了家務外包服務的選項,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

承受能力是普及的關鍵

不過,這次在神奈川縣、大阪府的特區內進行的「試點」,讓人產生一種不適的感覺。2014年野村綜合研究所曾以4萬人為對象進行了關於家務支援服務的網上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利用家政服務的受訪者只占3%。而不使用這種服務的原因主要有幾個方面,比如讓陌生人進入自己家裏會感到不安、對委託別人做家務有抵觸感、價格比較高等等。現在,通過家政代理公司利用這種服務的行情,是1小時3,000日圓左右。

就是在人們擔憂的價格方面,這次放寬限制的試點方案,不但沒有促使費率降低,反而更加高漲了。

根據規定,這種外籍家政工,不能由個人或家庭僱用,而是直接受僱於家政代理公司,最長僱用期限為3年,由這些家政代理公司將她們派遣到各個家庭工作。工資待遇保證等同或高於日本同行。而且,這些外籍家政工必須在本國接受培訓,除了語言外,還要學習諸如「味噌的做法」等技能。

為此,各家政代理公司或是設定高於一般行情的服務價格,或是由公司負擔增加的成本,為了今後的市場開拓,不惜賠錢,加入到特區的試點中來。作為試點工作雖然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但由於價格設定比較高,人們還是會嫌貴而難以出手使用。這樣一來就有可能得出「通過試點發現沒有太多的用戶,家政代理的需求並不高」這種令人擔憂的結論。

為自己投資,積累工作資歷

試點方案中所設想的潛在用戶,只是高收入的專業及管理職位的女性。然而,就筆者所知,想要利用外籍家政代理服務的人中,有的希望僱用英文流利的菲律賓人,在做家務的同時,還可以幫助孩子學習英文,達到一舉兩得的目的;有的則擔心自己的隱私被窺探,所以反而願意僱用一個不懂日語的外國人,感到更加輕鬆自在。

也就是說,這一試點政策不是針對所有的女性,而是為了專門支援地位高資歷深的女性的。不過,即使當今,連一些專家、管理層的女性也還對請家政工懷有抵觸心理,所以,這次試點也許至少能有助於轉變她們的這種意識。

職業女性將家務委託家政工去做,這在國外是很常見的。但日本女性不願意讓他人進入自己的家中,並且認為做家務和育兒是愛的體現,因而對家務外包懷有一種內疚感。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今天,儘管日本女性也必須與國外女性同臺競爭,但只有她們還背負著沉重的包袱站在起跑線上等待發令槍響。其實為了積累職歷,女性不妨將委託家政工服務當作一種對自己的投資。

香港的「寄宿家傭」,優點和風險

在亞洲地區,香港的家政服務最發達。2015年,我在香港採訪了實際僱用外籍家傭的日本人家庭。香港從1973年開始接收外籍家政工,雖然也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但也不斷地積累了很多外籍家政委託服務的經驗。與日本最大的不同在於,香港的家政工原則上都是「寄宿」雇主家裏。

香港政府稱,這樣做主要是因為住房短缺等,但實際上可能是為了壓低工資成本。香港外籍家政工的最低法定月薪為6萬日圓強(截至2015年4月)。如果按1天工作16小時換算,這個標準相當於香港人法定最低工資的4分之1。按理說,最低工資標準不該因國籍而不同,但是由於她們不用負擔住宿費、餐費、醫療費,香港勞工部門認為,這樣總括起來考慮,她們的收入與香港本地家傭處於同等水準。也就是說,這項措施通過這種寄宿規定,使得中等收入的家庭也能僱得起外籍家傭了。

不過,對雇主和傭工雙方來說,最大的風險也在於「寄宿」。家傭有可能受到雇主的騷擾;而有孩子的家庭,白天將孩子完全交給外籍家傭照管,雇主也心存很大的不安。其實即使在禁止寄宿,原則上要「朝來晚歸」的日本,由於工作場所是私人住宅這種封閉的空間,對雙方來說還是都存在風險的。

對於直接僱用外籍家政服務人員的家政代理公司,它們有責任採取對策防止雇主對家傭的騷擾,幫助她們尋找經濟實用的住房,妥當地管理勞動時間,以避免雇主的剝削行為。國際勞工組織(ILO)《關於家政工尊嚴勞動公約》(第189條)至今尚未在日本獲得批准。如果有意接受外籍家政工的話,該公約應該盡快得到批准。

家政服務是公司員工的「必要經費」

有意打入外國人家政代理行業的企業意欲通過參加「特區」的試點,積累協調、派遣家政工的經驗,從而讓外籍僱工擔負起起家政服務重任。他們與當地培訓公司合作,將接受培訓後的外籍僱工帶到日本,這種嘗試,也是一種行業經驗的積累。外籍家政服務代理服務如果能夠得到發展,這些公司有可能還會自建培訓場所。

不過,價格問題,無疑依然是瓶頸。據說有的代理公司向監管部門經濟產業省遊說,希望解除必須支付與日本人相當的薪金這條約束。

有些公司也將家政代理等服務列入「自選福利計劃」(公司福利制度的一種形式。員工可以從公司提供的諸多福利項目中,根據自己的需要做出自由選擇——編註)中,以此作為支援女性家庭工作兩不誤的一個方法,為希望利用家務育兒家政服務的人提供補貼。

國家在稅制方面採取優惠政策,也將對人們利用家政服務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2016年度在稅制修訂審議中,曾商討了將嬰幼兒保姆費用列入所得稅扣除對象的問題,但這次沒有通過。這是一個應該繼續探討的問題。用於家務育兒這種家政服務的費用,如果被認可為是員工能夠堅持工作的必要經費,那就有助於改變人們對利用家政服務的認識,消除人們對家政外包的抵觸感和罪惡感。

舉個例子。2000年《看護保險法》實行之初,由於在人們傳統的意識當中,照料老人是「媳婦的工作」,因此特別是在地方城市,對利用上門護理服務非常抵觸。但如今這種情況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大概沒有什麼人還會說請護工幫忙不像話了。

托兒所的優點

在育兒方面,雖然存在入托難問題,但托兒所整體水準較高。而在外籍家傭比較普及的香港,托兒所非常之少。那裏的政府,不增加托兒所的數量,而是鼓勵中等以上收入的家庭自僱家傭。但是我認為,不管多麼有能力又體貼入微的家傭,讓她在家中與孩子一對一地相處,也總是不如托兒所或幼稚園,能為孩子的成長提供更好的環境。

日本增加了將托兒所和幼稚園合而為一的「兒童園」,而且通過增加其他選項,比如小規模的家庭日托等,以期解決入托難問題。孩子的照顧和早期教育主要由托兒所和兒童園來負責,接送孩子和家務雜事等交給家政工承擔,由此可以減輕女性家務及育兒的負擔。

長照人員短缺,應商討接受外籍勞動力

這次開放了外籍家政服務人員的接收業務,但其中不包含看護服務。然而,實際上今後面臨嚴重短缺的是長照看護人員。這次特區的試點方案,主要是為了減輕在職女性家務負擔,「長照」未被納入業務之內,但實際上政府應該已經在考慮接收外籍勞動力,從事家庭長照工作。

在義大利、西班牙等南歐各國以及新加坡、臺灣等東亞各國,認為家人應該承擔養兒育女、看護老人職責的「家庭主義」觀念根深蒂固。在這些國家中,外籍家傭的人數在增加。也就是說,在長照設施不充足的情況下,不增加國民的負擔而擴大女性就業,是因為很好地利用了外籍勞動力。受家庭主義觀念的影響,日本的長照設施也較少。儘管如此,日本的外籍勞動力卻少之又少,被研究人員認為是一個極其特別的國家(伊藤義典《已開發國家中外籍家務勞動力增加要因的國際比較分析》2014年)。

雖然需要長照的人數在增加,但養老院等長照設施並不能增建到滿足所有人需求的水準,這是顯而易見的;儘管需要以在家長照為主,但卻長照人員緊缺。適當接收外籍勞動力,讓其承擔社會所需的上門長照服務,業已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同時也不能忘記,確保國內勞動者的僱用應該是最優先的。如果接納外籍家傭和家庭長照人員,我們必須注意不可因此而誘發日本國內勞動者工資的下降。

既讓外籍勞動者與日本本國勞動者共存,又要避免因此引發國內薪金水準下降——我認為現在已經到了認真商討設立這種接收機制的時候了。

(根據2016年1月21日的採訪整理編輯)

標題圖片提供:野村浩子(在香港僱用菲律賓家傭的日本人家庭[左]),株式會社Chez V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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