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日臺交流——地方議會橫向連結,仍待突破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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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與臺灣之間有愈來愈多由各地官方與民間主導的交流活動,除了鐵路與溫泉互相締結合作關係外,甚至還有銀髮族團體或居民組成的交流活動。

這類活動多半由臺灣方面主導。過往臺灣人到日本旅遊,大多集中在東京、關西、北海道一帶,但自從2004年臺灣人得以免簽證赴日觀光後,日本各地鄉間成為臺灣人探訪的新天地。

筆者自己也曾在10年前,被一位臺灣友人問及:「鳥取縣三朝溫泉是什麼樣的地方?」而苦於回應。除此之外,今年6月我在臉書提到自己行經北海道釧路濕原的事後,就有臺灣友人回應:「那裡我去過,沒什麼東西哪。」

後來,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後,臺灣募集了豐厚的捐款,因而令日本社會對臺灣的「親日」與友誼留下深刻印象。走一圈日本各地自治團體的觀光課,只要談到訪日外國人,絕大多數自治團體首先想起的即是臺灣人。

日本國土其實相當遼闊,就連日本人自己也不見得能踏遍每一個角落,然而臺灣人卻往往走訪一般日本人也不曾涉足之處,令人為之驚嘆。

我從朋友那兒聽說,德島縣三好市的大步危峽有間商店的日本人老闆,由於有太多臺灣觀光客來訪而特地去學臺語來接待客人。如今,即便是遠離都會,甚至連鐵路都沒有行經的稀疏地區,「臺灣人」已成為當地最好的訪客。

熊本舉辦「日臺交流高峰會」

於此之際,8月23日,熊本縣熊本市舉辦了一場「日臺交流高峰會in熊本」的活動。活動為希望加強與臺灣交流的日本地方議員發起,旨在促進橫向連結及增進日臺交流的深化。

第一屆日臺交流高峰會於2015年以「in金澤」為題,在石川縣金澤市舉辦;第二屆則以「in和歌山」為題,於2016年在和歌山縣和歌山市舉行,而本屆大會還有另一層意義,就是協助復興2016年4月發生的熊本大地震。參加成員包括日臺雙方的地方議員,以及當地的政經團體等相關人士,三屆活動下來,每一次的與會人數約莫有350到400人之間。

本次大會通過了「熊本宣言」,宣示將促進日臺雙邊的官方與民間,在經濟、觀光、文化面上深化交流,並決議選定臺灣高雄市為下一場活動,亦即第四屆高峰會的舉辦城市。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的代表(相當於駐日大使)謝長廷在高峰會開幕之際致辭,提到去年到任隔日他便旋即造訪熊本,親眼目睹震災留下的慘痛傷痕,而這次他看到熊本充滿活力的市容,對於當地縣民不屈撓的韌性感到相當敬佩。

高峰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熊本市議員原口亮志穿著一身甲冑亮相,在致詞中感謝臺灣民眾在熊本地震發生時送上的溫暖慰問與大筆捐款。此外,身為下次活動東道主的高雄市議會議長康裕成則特別以日文發言,表達對日方相關人士造訪高雄的歡迎之意。

席間,臺灣也擁有大批粉絲的熊本縣宣傳吉祥物「熊本熊」也粉墨登場,秀了一手牠最擅長的體操表演。

深化彼此友誼與相互理解

另有一個與「交流高峰會」性質相仿的日臺地方交流活動,即是「日臺觀光高峰會」。

「日臺觀光高峰會」從2008年起便由日本與臺灣每年輪流舉行至今,除了有中央與地方等各級觀光行政單位參加外,旅遊、運輸、住宿業者也會在此聚集一堂。今年6月的第十屆高峰會由香川縣與愛媛縣主辦,在四國各地召開。

不過,這兩個高峰會還是有所不同。「觀光高峰會」裡,鼓勵觀光是唯一目的,相形之下對「交流高峰會」而言,提升訪日外國人數只是眾多目的之一,主要目的仍在於促進都市間在經濟文化等廣泛層面上的交流,同時深化彼此的友誼與相互理解。

高峰會的主要成員多半由地方議員構成,這點其實也另有含意。地方議員的職責在於洞察區域裡的各種利害關係、聽取多方意見,並居中調整。這也意味著議員的人脈深入各階層、職業及地方民眾。而人與人面對面的實體連結,在當今的資訊化社會裡,更加舉足輕重。

長久以來,地方議員層級的日臺交流,多半僅停留在各自居住的自治團體與地區內部。如此一來,視野難免過於狹窄,若能多認識其他地區的案例,分享知識與資訊等等,將能擴大彼此之間交流往來的廣度與深度。

與會成員的地域落差與溫差

話雖如此,「日臺交流高峰會」舉辦到第三屆,仍留有許多待解的難題。

首先,下一屆舉辦地必須在當屆活動舉辦前選定,但卻每每等到活動時才終於塵埃落定。這件事意味了與會的議會人數,並不如預期來得多元。今年出席高峰會的議員中,最東邊也只到名古屋市,前兩次活動裡最東也只拓展到關東一帶,幾乎沒有任何來自東北或北海道的人出席,呈現西高東低的現象。

其中,沒有來自北海道的成員參加尤其致命。一年約有50萬的臺灣觀光客造訪北海道,支撐著當地的經濟基石,北海道地區有21處鄉鎮單位都設有「日臺親善協會」,由此可見北海道十分重視與臺灣的交流。然而,筆者6月走訪北海道與各地日臺親善協會接觸時,卻發現當地人鮮少得知「日臺交流高峰會」的相關消息。

其次,由於日本與臺灣沒有正式外交關係,因此許多地方議員很難把與臺灣的交流列入正規業務之中。

第三,有一些出席本屆活動的議員只把高峰會看作眾多應酬聚會中的一個,很難斷言他們真的明白活動的舉辦意義。

第四,大會宣言欠缺具體性。第二屆和歌山大會發表的宣言裡提出了具體的國際機關名稱,例如支持臺灣加入國際民間航空組織(ICAO)等國際組織,肯定臺灣參加國際機構的意義。然而本屆大會裡卻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組織名稱,只概括性地宣示「支持臺灣參與國際組織貢獻己力」。這對臺灣方面來說,恐怕是差強人意。

當然,也有人認為外交議題屬於國家定奪的事務,是否適合讓地方議會層級置喙有待商榷。話雖如此,估且不論那些只有受國際承認的主權國家才能加盟的聯合國組織,與當地民生問題直接相關的國際組織,如ICAO或者WHO(世界衛生組織)等等,根本與主權問題無關,由地方層級發聲應該一點也不足為奇。

建立真正的雙向對等關係

另外,不僅限於上述高峰會,日臺交流這件事本身還有巨大的問題未解。

筆者打從1980年代便立志從事臺灣研究,當時還只有一小撮的日本人對臺灣有興趣。思及這一點,光是現在舉辦交流會這件事,就可說是一大進步,令人有恍若隔世之感。

只不過,日本人對臺灣的認識,並不如臺灣對日本的認識那樣多(當然,臺灣人對日本的認識也存在一些大的誤解)。特別是在語言層面,我們無法否認日臺交流處在一個單行道上,幾乎完全仰賴會說日文的臺灣人才維繫。而日本或許又因為是單一語言國家,對於語言的敏銳度過於遲鈍。

好比說,中文固然是臺灣實際上使用的公用語,但臺灣的中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使用的中文,在發音與字彙上大有不同。這次高峰會中,請了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出任口譯跟翻譯,他的用字遣詞令我覺得不大貼切。

除此之外,臺灣是個多語言社會。雖然中文是公用語,卻不意味只要會中文就好,一般民間仍多半使用臺語溝通。有的日方議員會在致詞中夾雜幾句中文,但卻沒有任何一個人開口講臺語。對許多臺灣人來說,用臺語問候喚起的迴響應會更大。

當然,日本與臺灣不論在人口規模還是國力上都有差距,這點難以否認。但即便如此,日方若只是單方接受臺灣人的善意示好,恐流於安逸,有待改進。

相較於臺灣方面提供的既諳日語又熟悉日本的人才,我想日本方面也該多下工夫,提供至少十分之一的相對應人才才是。

異文化社會彼此間的交流,應該盡可能以對等公平的方式進行。臺灣的「親日」固然是事實,但我深感憂慮,若日本只是一昧地仰賴臺灣的善意與行動,恐怕難以培育出真正的交流與信賴關係。

標題圖片提供:日臺交流高峰會in熊本實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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