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日本人?中國人?還是臺灣人?——讀楊威理《一名臺灣知識分子之悲劇》思考身分認同的糾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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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遼太郎也關注的臺灣青年

《街道漫步 臺灣紀行》

司馬遼太郎的《街道漫步 臺灣紀行》一書,是許多關心臺灣的日本人的愛讀書目,書中論及許多值得探討的人物,有助於思索日臺關係,其中,司馬遼太郎花了一整章介紹葉盛吉這號人物。這位來自殖民地臺灣的知識青年,在自己的身分認同之間擺盪、苦惱,戰後因白色恐怖被奪去性命,其生涯在司馬遼太郎心中留下強烈的印象。

司馬引以為據的資料,是楊威理的著作《一名臺灣知識分子之悲劇——葉盛吉傳:在中國與日本的狹縫間》。作者楊威理是葉盛吉的好友,後來轉赴中國大陸,熬過文化大革命的苦難倖存下來,走過充滿顛簸的一生。關於這段故事,詳見楊威理的自傳《與豬對談時——從文革到天安門事件》。至於《一名臺灣知識分子之悲劇》其實也有中文版,標題為《雙鄉記:葉盛吉傳—臺灣知識分子之青春.徬徨.探索.實踐與悲劇》。這本書的譯者陳映真本人亦是位曾入獄的著名作家,只不過他在2006年時投奔中國,素來有些爭議。

葉盛吉的一生及其身分認同

葉盛吉於1923年10月25日在臺北出生,由於母親在他幼年時病逝,他被住在臺南新營的叔叔葉聰收為養子。養父畢業自臺北師範學校,接受日本教育長大,在新營的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工作,後來一直當到人事課長。他們一直住在以日本人為眾的員工宿舍裡,葉盛吉於是在日本式的生活環境中長大。從公學校(給臺灣人讀的小學)畢業後,他進入日本子弟佔多數的臺南第一中學就讀。雖然他的確在日本人優先的殖民地社會中感受到矛盾,但後來他在「自敘傳」中是這樣回顧那時的中學時光:「與日本人的對立,或者這雙重生活帶來的矛盾,並沒有喚醒我心中的民族意識,反而讓我走向逃避之途。要一直到赴日本之後,我才真正擁有強烈的民族意識。」

順服地接納日本皇民化教育的他以傑出成績自中學畢業,並前往日本留學,進入仙臺的舊制二高讀書。葉盛吉在這裡遇見了本書作者楊威理。葉盛吉品學兼優,日本同學也對他十分愛戴,他的人生看起來前途似錦,內心卻懷抱著沈重的心理掙扎。遇見中國留學生,讓他心中生出民族意識的新芽,另一方面,他卻又想在「八紘一宇」的「遠大理想」裡當個「好日本人」也當個「好臺灣人」。除此之外,他也對國粹主義或者有納粹色彩的猶太問題研究感興趣,諸如此類,在思想上涉獵範圍極度廣泛。或許正因為他生性認真死板,因此勉強自己過度配合周遭環境時,帶來的心理掙扎才會越發劇烈。就這樣,到了1944年戰爭末期時,他開始學習中文,對自己身為「中國人」的認同也逐漸增強。

1945年,葉盛吉從二高畢業,進入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就讀。同一年8月,日本戰敗,這場侵略戰爭宣告終結,臺灣也從殖民統治中獲得解放。對胸懷遠大理想的年輕人而言,此時充滿自由的氛圍,正是互訴彼此未來壯志的絕好時機。葉盛吉於隔年1946年返回臺灣,轉入臺灣大學醫學部就讀,在那裡受到醫學部學長之邀,加入了共產黨。此舉並不代表他受到馬克思主義的觀念吸引,而是因為在那個年代,共產黨是唯一的政治勢力,能夠容納那些嚮往一個沒有榨取與壓迫的烏托邦世界的人。當時,腐敗的國民黨政權讓民眾的幻滅失落日益加劇,而共產黨的勢力則穩健地逐步拓展開來,在此情勢下,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會轉投向共產黨乃自然而然之事,葉盛吉也不例外。

1949年,他從臺灣大學醫學部畢業,新婚燕爾便趕赴一個位在臺灣南部城市潮州的瘧疾研究所就任。然而,隔年1950年5月29日,他在職場遭到逮補,送往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的軍法處,他在那裡雖然被判處無期徒刑,後來卻又在上級(推測應為蔣介石)指示下改判死刑。接下來,同一年的11月29日,葉盛吉在臺北馬場町遭槍決,得年僅27歲。他一生未能得見10月出生的兒子葉光毅,僅留下遺書於後世。

葉盛吉留下的自敘傳、日記、手記等資料在家屬的保護下留存了下來。在白色恐怖的年代,特意保存這些東西,想必需要很大的勇氣。據說,其子葉光毅(後來成為臺南成功大學都市計畫學系教授)因為渴望親自閱讀這些父親所留下,以日文寫成的資料,在此念頭驅使之下,為了學日文而特意選擇赴日留學。葉教授整理的資料,便成為本書《一名臺灣知識分子之悲劇》的基礎。

至於葉盛吉在戰後的狀況,則參考了他在臺灣大學醫學部的學弟顏世鴻醫師提供的回憶錄「霜降」。顏醫師受葉盛吉邀請加入共產黨,同樣在1950年被捕,送往綠島收監。他於1980年代開始撰寫回憶錄「霜降」,並寫上一行獻辭:「獻給S.Y.」。是葉盛吉的縮寫。顏醫師表示自己「原本是無政府主義者,跟俄國共產黨或毛澤東完全不相干,因為欽慕葉先生的人格」才會投入其門下。原本顏醫師並沒有打算要公開自己的回憶錄,但後來經過修訂,在臺灣出版名為《青島東路三號》一書。青島東路三號,就是當年他們被捕時帶往的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所在地。顏醫師也在這本書中,親自把葉盛吉以日文寫成的自敘傳譯為中文刊登。

認同糾葛背後的意義

《雙鄉記:葉盛吉傳—臺灣知識分子之青春.徬徨.探索.實踐與悲劇》

在「日本人」與「中國人」的身分認同矛盾中掙扎的「臺灣人」——這就是葉盛吉、楊威理、顏世鴻三人的共通點。雖然他們最終都選擇了「中國人」這個身分認同,但其中曾經歷過的掙扎各有不同。葉盛吉受到殖民地生活環境與二戰時的瘋狂熱潮影響,自認為應當做一個「日本人」,後來這份自我期許又經過重重掙脫,逐漸轉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過程,在《一名臺灣知識分子之悲劇》一書中能清楚看見。楊威理則在進入二高就讀前,就因處於大連二中而熟知大陸的情況,也由於父親的影響,很早就有自己是「中國人」的想法。而顏世鴻的情況,則來自一個徹頭徹尾的「抗日」家族,他的祖父曾在日軍佔領臺灣時參加劉永福的義勇軍,父親也曾被日本特高兩度逮補。即便同樣是「中國人」認同,也不可一概而論。包括下一個世代的陳映真在內,後世探討時必須檢視每一個人身分背景的不同。

同時,我也想特別指出,這些人心中的「中國人」認同絕不是一種具排他性的概念。筆者曾協助製作紀錄片「霜降晚鐘」(吳宏翔執導,陳梅卿監修,未播映)的日文字幕,因此和顏醫師有過一面之緣。顏醫師寓所的書架上放了很多日語書籍,其中又以哲學、文學方面的書特別醒目,彷彿看得見往昔舊制高校推行教養主義留下的痕跡。顏醫師曾發表過如下主旨的言論,「我雖然在日本殖民體制底下遭受歧視,但在困難時對我伸出援手的,同樣也是日本的友人。我對日本這個國家雖然有恨,但並不憎恨日本人民。」當整個民族在壓抑的政治制度下遭受歧視,為了維護自我的尊嚴,人們或許的確會催動民族意識以作為抗衡。然而,顏醫師真正渴求的,其實是一個不分種族與階級,沒有歧視也沒有國界的大同世界。即便他同樣在戰後因為白色恐怖入獄,嚴苛的處境卻依然沒有讓他氣餒,自始至終未曾放棄他的那份理想主義。在這一點上,葉盛吉也一樣,在劇烈擺盪的心理掙扎中,他真正想望的,應該也是和顏醫師相同的理想之境吧。

筆者認為,他們最後選擇了「中國人」 認同這件事本身其實並不太重要。反倒是好好直視這些人的一生,看見他們在那個不容許多元身分認同的大時代底下,曾經歷過何等的身心糾葛,才是閱讀本書的意義所在。

標題圖片:臺灣新竹車站(Masa / PIX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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