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電影,我的臺灣——透過臺灣結下的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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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女作紀錄片《台灣人生》推出文庫版

新年過後,我前往臺灣會見住在新北市的蕭錦文先生,他是我首次執導電影《台灣人生》(2009)的主角之一,今年4月就滿92歲高壽。電影裡採訪了5位長者,他們都在日本統治期間,渡過了青少年歲月,但目前只有蕭先生仍然健在。2007年,我們初次見面。當時還不知道電影何時會拍完,我持續在臺灣蒐集相關資料,我的父母擔心女兒一人隻身在外,於是我順勢邀請他們來臺旅遊。在參觀總統府的時候,替我們導覽的便是蕭先生。這個偶然間的相遇,促成了我們日後的訪談。

蕭錦文先生於臺北二二八紀念館擔任志工,2008年(攝影:酒井充子)

蕭先生以日本兵的身份參與了二戰中的英帕爾戰役(譯註:Battle of Imphal,當時日軍欲奪取印度東北的重鎮英帕爾,以切斷盟軍至中國的主要補給路線),戰後,在27歲時因白色恐怖,失去了小自己1歲的弟弟。身為日本人的我,許多不可不知的事物,大半都是由臺灣的爺爺、奶奶口中得知,蕭先生的一生,可說是日本在戰前留下的痕跡與戰後未能處理之事,所凝聚的種種縮影。

今年1月,拙作《台灣人生》推出文庫版,我前去拜訪蕭先生,想順便告知此事。距離電影公開上映已經過了9年,出版單行本也是8年前的事了。東日本大地震時,臺灣捐獻了巨額的援助金,此後日臺之間的距離比起以往更加接近,此時閱讀這本書,想必有更深刻的感受。我自己以臺灣為題材所拍攝的紀錄片,至今已完成了4部,都是受惠於各種善緣,才能走到這裡。在此回顧種種過往的足跡。

前往臺北、九份尋找電影裡的臺灣場景

我的電影生涯,始於1部臺灣電影和1位臺灣爺爺的相遇。初次造訪臺灣,是在1998年的夏天,一開始是因為蔡明亮的電影《愛情萬歲》,這電影描寫了在臺北生活的3個年輕男女的孤獨,當時我和片中人物算是同個世代,都進入了20歲後半,心中感觸良多,同時動心起念,想要親身體驗映照在螢幕上喧嚷熱鬧的臺灣街頭。

當時,我在函館擔任新聞記者。同年3月,函館和臺北之間的包機航班開通,來自臺灣的遊客遽增;而前1年,我在函館的北海道國際交流中心國際學生計畫中,擔任寄宿家庭,接待了臺灣留學生;或許這些事情,都是讓我感到臺灣近在眼前的原因。種種因素之下,覺得無論如何都想去看看那些電影的舞台,臺北。

因此,那是一趟為了造訪電影拍攝地的個人旅行,非常單純。例如在《愛情萬歲》的最後一幕中,主角大聲哭泣的公園長椅,我也試著在上面坐了一會,或是第一次逛了夜市。那時心中突然想到:對了,難得來臺灣,不如到學生時代看過的電影《悲情城市》(侯孝賢執導)中的九份去看看吧。漫步在過去曾以金礦聞名的繁榮街市後,等待返回臺北的巴士時,突然有人以流利的日語向我搭話。「你是從日本來的嗎?」說話的是一位大約70多歲的矮小男性。知道我是日本人,正在等巴士,所以從附近的家裡特地過來。他告訴我,很想再次見到公學校(小學)時代非常疼愛自己的日本老師,此時巴士來了,才說到一半,我就只好匆匆上車離去。

之後我心中一直惦記著,沒能好好聽他說到最後,因此2年後,我重返九份找尋那位爺爺,但未能如願。雖然離戰後已過了半世紀,我第一次知道臺灣尚有懷念日本恩師的人在,對自己的無知感到慚愧,但同時,我更想知道並且傳達,在日本統治之下,那些人的內心感受。回想起來,這已經是20年前的往事了。現在,臺灣的日語世代大多年事已高,已經很難在街上遇到這些會以日語向我搭話的長者。

因電影節結識了許多電影人,想拍攝電影的心念開始萌芽

想用電影的方式來傳達臺灣的想法,是因為在函館遇見了一些電影人,而受到啟發。現在的函館港Illumination電影節的前身(譯註:「映画をつくる映画祭」,意思是「創造電影」的電影節),每年都會盛大舉辦,電影導演和製片從各地聚集而來,我在採訪中聽取他們的談話,逐漸改變了自己對電影的想法,從以觀眾的角度看電影,轉變成想自己創作電影。想挑戰電影拍攝、製作的心情,與日俱增。

2000年的春天,我在30歲的時候辭去了報社的工作,進入電影圈。那年夏天,在函館電影節主辦的工作坊,我遇見了紀錄片導演小林茂,他給了我一個機會,以取材工作人員的身份,參與製作電影《我的季節》(2004)――一部以重度身心障礙者機構為題材的紀錄片。2002年的時候,認識了在該片拍攝現場擔任攝影助理的松根廣隆。他因日本電影學校的畢業製作,突然躍上大螢幕,是位優秀的電影前輩,但是與我年齡相仿,很容易親近,於是我向他說:「將來我想要拍攝關於臺灣的影片,到時候希望能請你幫忙。」5年後,我們一起前往臺灣各地,進行《台灣人生》的拍攝工作。其後,直到《台灣萬歲》的所有作品,都是由他親自掌鏡。

每當電影宣傳或是拍攝現場的工作告一段落後,我就會飛到臺灣。若是遇到週末或農曆年的連休,根本訂不到火車票,當我從車站的購票窗口,拿到上面印著「無座」的車票時,心裡著實鬱悶。一開始我會坐在行李箱上,或在地面舖上報紙席地而坐,車窗流洩而過的濃密綠意和藍天白雲,逐漸舒緩了我心中的鬱悶,不久後,我也學會了尋找車上空位暫歇的技能。就這樣,不知不覺地繞了臺灣好幾圈。下車後,通常我會到車站前的商店,以日語詢問:「有會說日語的人嗎?」就算本人不會,家人或者鄰居之中一定有長輩會說日語,一定會幫我把人找來。

取材途中療癒人心的車窗景色,2008年(攝影:酒井充子)

剛開始取材工作沒多久,一日,拜訪某人的家,主人突然問我說:「吃過飯了嗎?」我反射性回答:「還沒。」結果主人端出手工自製的美味水餃,請我大快朵頤一頓。實在太羞愧了。初識臺灣的各位,請務必注意,「吃過飯了嗎?」的臺語是「呷飽未?」一般用在打招呼,向對方問好的意思,別搞不清楚狀況就冒然回答:「還沒吃。」

拍攝取材相關的種種善緣,成為堅持到底的動力

真正開始在臺灣進行取材工作,已經是第6年的2007年春天,因為獲得了日本文化廳的補助,製片資金有了著落。在這之前自己一人往來於日臺之間,持續進行取材會談。過程中曾經好幾次都想放棄,讓我得以堅持到最後的最大原因,是認為自己對那些接受訪問的人有責任,必須完成作品。身為日本人,我以日語發問,對方以日語回答,在如此的條件之下,許多話才得以說出口。若我放棄,便沒有人能聽見他們的聲音。就是這一點,推動著我前進。

電影,特別是紀錄片,拍攝、剪輯等等作業,通常是由導演一手包辦,但我沒有那麼厲害。我的工作是,匯聚各方優異的人才共同完成作品。剪輯拍攝完成的影像素材,最後配上聲音,配樂也是最後階段的作業。因緣際會下,我結識了吉他手廣木光一――他參與了電影《我的季節》的配樂製作。當我拜託他幫《台灣人生》配樂時,只說了一句話:「用一把吉他,傳達對臺灣的愛吧。」對此,廣木如實地在電影中展現令人讚嘆的回應。

而在函館擔任記者時,曾接待過的臺灣留學生黃碧君,前來參加2010年的《台灣人生》放映會,促成了我們相隔13年的重聚,現在也往來密切。她是專職譯者,曾譯過《啟航吧!編舟計畫》(三浦紫苑著)等許多作品,與日本丈夫定居東京。

回到一開始提到的蕭先生,2年前在自宅跌倒,腰骨骨折,過著拐杖不離身的生活。外出時,必須推著輪椅緩緩步行。當他帶我去附近的餐廳途中,突然說:「也到了該準備回去的時候了。」臺灣這個世代的人,會以日語「回去(かえる)」來形容去世、死亡。就算我口頭上回說:「你還老當益壯啊!」還是不由得會想到他的歲數。我還能從他身上學到多少呢?

蕭錦文先生與四女蕭兆伶合影,2018年1月(攝影:酒井充子)

電影有驅動人的力量,也促成人們的相遇。我便是經由電影,和臺灣結下了緣。各位至今看過哪些電影,遇見過哪些人?未來,又將有什麼樣的邂逅呢?

標題圖片:臺灣人隨性地向我搭話。在電車內也一樣,2008年(攝影:酒井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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