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我演:一青妙作品終於搬到臺灣舞臺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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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拍成電影,接著竟是舞臺劇

我的工作是寫作和演戲。我把家族的故事寫成了書,之後原作被改拍成電影。在那部電影裡,自己也稍微露臉,演了個小角色。這次則是搬上舞臺劇,在舞臺上我將擔綱主角之一的「自己」,也就是一青妙的角色。

想來,自己真的很幸運呢。

在他人看來,也許會覺得自己演自己是很蠢的事。但是,希望大家能夠見諒,老實說,有這個可以詮釋自己的演出機會,我感到非常幸福。現在,我人在冬季的臺北,每天都在排練舞臺劇中度過。

這幾年,因為工作或私人因素頻繁往返日臺兩地。臺灣和日本都是我的故鄉,這樣的感覺逐年越來越強烈。但是,唯獨這一趟來到臺灣是繃緊了神經,有點戰戰兢兢。因為2019年3月要在臺北上演舞臺劇《時光の手箱:我的阿爸和卡桑》,這是我在臺灣第一次參與的舞臺劇,為了排練,預計會在臺灣停留大約3個月之久。

舞臺劇《時光の手箱:我的阿爸和卡桑》之海報(提供:影像文化藝術基金會)

對待劇本的不同態度

當我在臺灣開始進行排練時,首先感到驚訝的是對待劇本的態度不同。劇本是舞臺劇的基礎,到目前為止,我在日本參與演出的舞臺劇,大多是重視劇作家描寫的世界,包括劇本裡的每一句臺詞,甚至連標點符號都得忠實呈現。可是,這次的舞臺劇,演員遇到難以表達的臺詞,可以轉換為自己認為通順的說法。

「咦,有這一句臺詞嗎?」「奇怪,怎麼和上次的內容不太一樣…」

起初我感到困惑,但現在已完全適應了。每次輪到自己講臺詞,多少也會出現微妙差異,但排練確實比較容易進行。可是,這樣真的沒關係嗎?大家好像都覺得沒差,劇作家似乎也不以為意。彼此溝通意見,彈性應對,真像臺灣的作法。以成果來看,有時反而能雕琢出更好的作品。當然,像日本那樣,依照一開始就決定好的劇本,按部就班地進行排練,讓人安心。不管是那一種,都各有優缺點。果然還是和國民性格和民族性有關吧。

結識李崗導演,提議以舞臺劇方式呈現

這部舞臺劇的原著是拙作《我的箱子》和《日本媽媽的臺菜物語》。這2本書以過世的我的父母親為主角,以散文描寫家族記憶。2017年完成拍攝的日臺合作電影《媽媽,晚餐吃什麼?》也由此改編而成。這部電影不只在臺灣和日本,也在香港、泰國等地上映,並榮幸獲邀參加各國電影節的展映。我想一切都要歸功於提議拍成電影的白羽彌仁導演、演員和觀眾們的支持。

接著,這一次作品將以舞臺劇的形式呈現。

當朋友聽到要搬上舞臺劇時,驚訝地問道:「怎麼決定要改編成舞臺劇的?」老實說,我自己也不清楚。

距今約3年前,我與臺灣的電影導演李崗見了面。當時,我以拙作《我的箱子》中文版代替名片遞給了他。2015年,李崗完成了電影《阿罩霧風雲》的拍攝,題材是描寫戰前活躍於臺灣的5大家族之一「霧峰林家」。我們見面時,是他正在考慮將其他家族的故事搬上大螢幕的時期。我的父親出生於5大家族之一的「基隆顏家」,我的作品剛好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起初計畫要拍紀錄片電影,可是在考究細節的過程中,有不少知道顏家歷史的耆老已經過世,苦惱於如何選定核心人物,於是有一段時間失去聯絡。

就在連我自己也完全忘了紀錄片這回事時,再度接到李崗的聯絡。

「打算用舞臺劇的方式呈現。」

雖然改用舞臺劇演出是我沒有料想到的形式,之後,接下來的進展卻很快上了軌道。

負責編劇的詹傑是出生於基隆的30多歲青年,他形容自己會寫這部舞臺劇的劇本是「很有緣分的事」。他透過顏家的歷史,開始瞭解自己生長居住的地方的過去,發現故鄉新的一面。他分享了這番感受,讓我聽了深感欣慰。

他涉獵了大量資料,在劇本裡充分地反映出連結臺灣和日本的歷史,並把在日臺間動搖的我的家族真實面貌,處理得十分細膩。

手持劇本確認其他演員演技的筆者(提供:影像文化藝術基金會)

自己演自己的不安及挑戰

對於在電影領域相當活躍的李崗而言,這也是他首次擔任舞臺劇監製。他懷抱著滿腔熱情,提出了作品的方向性或演出等的意見,也經常出現在排練現場。

在開始排練的前一天,所有的相關人員聚在一起,彼此認識。首先大家輪流自我介紹,輪到我時,腦筋卻一片空白,至於那時說了什麼,其實不太記得了。我身兼原著作者和演員兩種身分,出席了聚會。平常我不太會緊張,可是這次的心情卻多了幾分戒慎恐懼。

時代背景的設定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的1940年代到現代。因為時代橫跨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戰後的日本和臺灣,還有現代,為了更加忠實地呈現出時代演變,臺詞主要使用日文,加上臺語和中文。

我的角色是扮演現代的「一青妙」。來到臺灣的一青妙為紀錄片導演說明活在日本和臺灣之間的父母的回憶。飾演導演的是資深舞臺演員朱宏章。他也是臺北藝術大學的教授,大家稱他為「老師」。其他還有飾演母親親友的資深演員謝瓊煖。我希望藉此機會從他們身上學習演技,並活用到日臺演技工作上。自己演自己,加上臺詞幾乎都是中文,對於以日文為母語的我來說,真是一大挑戰。心情是一半期待一半不安。

實際排練之後,令人驚訝的事也越來越多。原來臺灣和日本可以如此不同,覺得很新奇。比方說,排練場地。我在東京多次參加的排練場地,因為擔心隔音問題或是周邊住宅區的條件,通常在地下室,即使是地面上的空間,也幾乎沒什麼窗戶。1天可能有大半時間都待在排練現場,但是空氣不流通,揮之不去的發霉味道,環境絕對說不上舒適。

相較之下,臺北的排練場地位在被樹木環繞的建築物2樓,有開放的落地窗。光是來到排練現場,整個心情也跟著明亮起來。不只是排練場地,臺灣的寬廣道路以及寬敞的建築物,都讓人瞠目結舌。希望日本也能夠仿效這樣的都市設計。

我的不安是來自於如何演自己。我的舞臺演出經驗有20年以上,但這次是頭一遭自己演自己,而且從來沒有想過。每當在採訪中被問到:「作為演員,感到最有趣的地方是?」我都是回答「能夠成為和自己不一樣的人。」可是這次是自己演自己。

「那不就更容易了?」希望讀者不要這麼想。因為要客觀地看待自己是很困難的事,如法國詩人阿蒂爾.蘭波(Arthur Rimbaud;1854~91年)說的「我是別人」(Je est un autre)。所謂的當局者迷,看不清自己的往往其實就是自己。因此,每天的排練都在和自己對抗。

排練時的場景(提供:影像文化藝術基金會)

演員陣容堅強,選角適切

舞臺劇集結了充滿魅力的人,每個人都很有個性。

飾演父親・顏惠民一角是鄭有傑。鄭有傑的父親原本在日本生活,直到35歲才回到臺灣,包含臺灣人母親,家裡的對話是日文。鄭有傑的父親一直到過世為止,習慣講日文,看日本電視和報紙。雖然年代不同,其實和我的父親十分相似。聽說當他收到演出舞臺劇的邀約時,認為是「命運的安排」,於是當下就答應了。順帶一提,鄭有傑的哥哥現在仍來往日本和臺灣,兄弟之間講電話也是用日文。

受到父親的影響,鄭有傑講了一口非常流暢的日文。但是,這是他第一次接到臺詞幾乎都是日文的工作,因此和我一樣緊張。

母親.一青和枝的角色是由日籍演員大久保麻梨子演出,她和母親一樣,都嫁給了臺灣人,現在以臺灣為據點,在演藝圈相當活躍。

即使時代在改變,決定與不同國籍的人攜手共度一輩子,遠嫁國外的心情,個中滋味只有親身經歷才能體會吧。而且,大久保學會中文,連臺語也很流暢,由她擔綱這個角色,是再適合不過了。

飾演顏惠民的鄭有傑(左)和飾演一青和枝的大久保麻梨子(右)(提供:影像文化藝術基金會)

飾演其他角色的演員們,例如和日本女性結婚的資深演員楊烈、和臺灣女性結婚的米七偶、取得日本舞踊修業證書的王楡丹等人,他們在現實生活裡都和日本有很深的淵源。

導演的作風及重視個人的現場氛圍

舞臺排練通常從下午1點過後開始,中間晚餐休息時間1個小時,之後再持續到晚上10點左右。

根據分配到的角色,有時不必排練,或是只需要參與下午或晚上的某個時段,有彈性調整的空間。其中,最辛苦的莫過於要一直待在排練場地的「演出家」。

日文的「演出家」,在中文稱為「導演」。在日本,執導電影的人是導演,而執導電視劇或舞臺劇的人則是演出家,可是在臺灣統一稱為「導演」,和日本不同。

導演是掌握舞臺命運的關鍵人物,由現年約35歲的廖若涵負責執導,我聽說她是位年輕新銳的實力導演,相當活躍。我想像著日本的演劇界以嚴格指導出了名的導演蜷川幸雄,已經有了不時被劈頭大罵的覺悟。但卻完全不是那回事。她是靠稱讚讓演員成長的導演,也因為如此,所以有時聽到她較為嚴厲的指教時,就像是吃了辛辣的花椒,全身發燙。

而我最開心的莫過於排練一結束,大家就各自鳥獸散,有些人回家,或者是趕赴另一個工作。

在日本,比起「個人」,更加重視「群體」。即使是排練,也經常遇到必須要等誰結束了才能回家,或者有人提議要聚餐卻很難拒絕之類的情形,隨時要在意別人的眼光,這種情形很常見。對於崇尚個人主義的我來講,卻形成了莫大的心理壓力。

在臺灣,排練結束後,東西收好的人就先走了。比起「群體」,由此可窺見臺灣社會是以「個人」為優先的吧。這一點正合我意,可以實際感受到我也流著臺灣人的血,難怪如此契合。觀察越多,越覺得臺灣和日本有很多地方不一樣,真是有趣。

重溫日臺歷史的家庭劇

2019年3月7日,首場將在臺北市松山區的城市舞臺演出。舞臺上會出現原作裡沒有的登場人物,也包括了我在書裡無法描寫的內容。透過舞臺劇,觀眾有機會重溫日臺歷史,注意到每個家庭裡家人存在的理所當然,體會到家人的重要性,哪怕只是一丁點的契機,對我而言是何其榮幸。

排練還要持續到3月上旬的公演。接下來,我一邊期待著日臺演劇文化差異的新發現,一邊享受在臺灣首次登臺演出的過程。並且希望這齣大量使用日文的舞臺劇,有一天也可以在日本上演。我懷抱著這個願望,在2019年的新年,雙手合掌向神祈禱。

全體合影(提供:影像文化藝術基金會)

標題圖片:飾演一青和枝的大久保麻梨子(前)和筆者(提供:影像文化藝術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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