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日治時期的文人交流方式——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主筆・尾崎秀真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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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後藤新平延攬,來臺擔任臺灣日日新報的漢文版主筆的尾崎秀真,棄醫從藝,過著沉浸在漢詩漢文篆刻的文人生活。和當時明治維新後,在西化的政策環境下不得不背離傳統文化的日本文人,有著大不同的際遇。

來臺前即喜愛漢詩漢文,並涉足篆刻

在臺灣發行的近代美術史相關書籍,經常會出現尾崎秀真的名字,介紹他留在臺灣的多項功績。提到尾崎秀真與臺灣的緣份,是從1901年4月他在後藤新平的延攬下擔任臺灣日日新報社的記者開始。3年後,他承繼籾山衣洲的職位,成為同新聞的漢文版主筆。在他參與總督府臺灣史料編纂事業的1922年以後,秀真也兼任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査會的調査委員和臺灣博物館協會的理事等。在臺的45年間,不只作為一名記者,在歷史、考古學的領域也留下很多功績。

這些在臺灣研究者之間是眾所皆知的事實,反倒是在重要的祖國日本,大概只知道他是涉及佐爾格事件的尾崎秀實之父而已。就連日本的研究者,對於他在臺灣的功績,更不用說他精通詩書畫,以及在篆刻的領域相當活躍的事實,知道的人寥寥無幾。

根據資料,秀真在18歳時,為了不辜負父母的期待,從故鄉美濃(岐阜縣)到東京,在醫院擔任藥劑師換取住宿,並且到私立醫校的濟生學舍上課。之後,他參與了針對醫生發行的報紙《醫界時報》的編輯工作,結識當時擔任內務省衛生局長的後藤新平。此因緣大大影響了他往後的人生。

秀真從小學開始就喜愛漢詩漢文,原本就對文學抱著強烈憧憬,當《醫界時報》因為爆發中日戰争而停刊時,他重新燃起作詩的熱情。明知道父母親對他寄予厚望,仍在中途捨棄了從醫之路,進入1896年創刊的雜誌《新少年》編輯部,與作家・鹿島櫻巷一同擔任評選人之一。聽說這個時期的秀真,向依田學海學習漢詩,向渡邊重石丸學習國學,向高崎正風學習和歌,完全沉浸在文學的世界。

1897年3月,秀真成為《新少年》的編輯主管,號「白水」,似乎也是在這個時候涉足篆刻的世界。篆刻印是在完成書畫之際用來代替簽名的,而漢詩人的他會被篆刻的魅力吸引,或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任臺灣日日新報的漢文版主筆,沉浸在詩書文當中

然而,《新少年》因經營不善而停刊後,秀真一時擔任出版社北隆館發行的《少國民》編輯,之後成為報知新聞的記者。他在《醫界時報》時代受到後藤新平的知遇之恩,會前往臺灣工作,也是因為後藤的強力邀約。後藤作為民生長官到臺灣赴任,為了《臺灣日日新報》的創刊,考慮到臺灣有很多來自福建省移民的實情,強烈希望採用懂漢文的人。

一開始,秀真是獨自一人前往臺灣,之後才接家人過來同住。秀真搬到《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的前輩籾山衣洲暫住過的「南菜園」――兒玉源太郎的別墅,負責看管。兒玉源太郎每個星期日會帶一名隨從到田裡努力農作,而秀真也會幫忙種菜,並管理詩會等大大小小事,每天在繁忙中度過。據說,後藤新平會一大早陪伴夫人,以「南菜園」為終點,練習騎著當時在臺灣只有2、3臺的腳踏車,經常拜訪秀真。

秀真晉升為臺灣日日新報社的漢文版主筆,1906年9月在「南菜園」附近蓋了新房,自號「古村」,將自宅命名為「讀古村莊」,並且與同報社的記者,在書畫和印材上也有很深造詣的村木虎之助(鬼空)等人,組成了研究篆刻的同好會「水竹印社」。

這個時候,秀真以「白水」「古村」為筆名,在臺灣日日新報發表連載〈田園日記〉,裡面如實地描寫到他與「水竹印社」同好的交流情形,以及與漢文版的前輩,被當時的知名篆刻家.足達疇村收為弟子的小泉盜泉(號.愁魔王)熱烈討論篆刻的內容等,可以窺見秀真每天鑽研篆刻的模樣。

秀真只要有機會就會邀請篆刻家們到「讀古村莊」作客,在1911年春天,有3位日本人(篆刻家的西樵仙、南畫家的新井洞巖、總督府高等女學校教諭的須賀蓬城)到訪。西樵仙是在長崎以政治家・教育者聞名的西道仙之子,精通書法、篆刻、茶道。包括秀真在內,4人當場歌詠一首七言絶句的漢詩,而且留下「古邨小集」的篆刻印作為紀念。

之後,秀真還舉辦了「觀印會」,展示須賀蓬城等人以及自行製作的印章。也從日本邀請篆刻家當場揮毫篆書等,展現了對篆刻研究的高度熱忱。另一方面,他也招募篆刻愛好者,並積極尋找發表場合,對他來說,此為順手推舟之事。

重視並深究立基於詩書畫一體的東洋藝術

1929年秋天,他擔任臺灣日日新報社常任監察,與作為石章、古硯、印譜的收藏家聲名大噪的石原幸作(號・西涯、三癖老人)組成「趣味之會」,甚至在1935年夏天與石原幸作、嶺謙也(號・竹軒、臺北市新起町郵局局長)等人組成「玉山印社」。

順帶一提,「趣味之會」的成立儀式在北投的溫泉旅館桔梗屋舉辦。據說以秀真為首,集結了臺北的書畫家和篆刻家共三十幾人,一行人泡完溫泉後,聚集在大廳,當場直接在素燒陶器上揮毫或是在土器上篆刻。

秀真在臺灣日日新報陸續發表了介紹刻印人作品的連載〈古邨讀餘印存〉、分享篆刻心得和品評的連載〈讀古莊清談〉。有一次,他接受記者的採訪談到石頭,也有一番見解。

即使在支那,很早以前即對石頭感興趣(中略),支那人對於石頭的堅硬以及長了青苔的石頭的柔軟,還有浸水後的滋潤等,愛不釋手,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像石頭那樣,充滿了藝術味,可謂東洋藝術的精華。在東洋藝術,從園藝植物進展到盆栽藝術,骨董中從書畫刀劍更加進化,最終到達石頭,甚至是愛石,才得以首次探究東洋藝術的蘊蓄。(中略)從我撿拾收集天然石的作為來看,跟乞丐沒兩樣,不當乞丐是不行的。花錢收藏感興趣的東西,都還是初步,在藝術的途中而已。(中略)雖然石頭是沒有生命的死物,可是能夠這樣收集石頭,愛石頭,又稱為「養石」,也就是對死物本身無止盡的藝術味進行鑑賞。(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7月20日第3面)

秀真在擔任臺灣美術展覧會的評議員或書法展的審査員時,還有出席有識之士舉辦的有關臺灣歷史人文的座談會時,他一貫要求重視立基於詩書畫一體(包含篆刻)的東洋藝術,強調要談臺灣文化首先必須要知道臺灣的經歷。

自幼年開始萌發對文學的憧憬,最終在篆刻的世界開花結果,他憑著與生俱來的藝術資質,來到當時還保留許多清朝時代傳統文化的臺灣,所以才能夠不斷精進,這麼說一點也不為過。正因當時的環境如此,許多明治時代的知識人及菁英份子因為政府推行的歐化主義而不得不與傳統文化背道而馳,但另一方面,也不可忘記有像是尾崎秀真這樣深究東洋藝術神髓的日本人。

參考文獻:葉碧苓著《日治時期推動臺灣篆刻的領軍人物:尾崎秀真(1874-1949)》臺灣美術學刊No.112 2018

標題圖片:臺灣時代的尾崎秀真(前排左2,後排左3為秀實)與家族,1919年春(筆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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