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中國主導亞投行的看法:日本應朝加盟方向有所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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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於加入由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持謹慎態度。但隨著中國的多邊途徑意圖逐漸顯現,積極參與亞投行難道不正是日本履行大國責任的體現嗎?

亞投行:近60個國家加盟,不可視若等閒

每年一度的亞洲開發銀行(ADB,以下簡稱「亞行」)年會,2015年5月上旬在亞塞拜然共和國巴庫市(Baku)召開。亞行確定了今後將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以下簡稱「亞投行」)在有關基礎設施投資的融資方面進行合作的方針。日本對於加入亞投行繼續採取謹慎態度,同時希圖加強亞行的作用。日本總算以某種形式表明了立場。

同時,亞投行目前正為6月簽署《亞投行章程》而做準備。5月22日在新加坡舉行的意向創始成員國首席談判代表會議,就亞投行成立規模,一致決定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是初始認繳資本500億美元的兩倍。

日本和美國,以亞投行運行機制的不透明和融資時能多大程度上考慮環境和人權等國際標準因素等問題為理由,依然對加入亞投行持謹慎觀望態度。主導亞投行的中國,過去對非洲和中南美洲等地實施的對外援助,從融資標準的不透明、收益性、對環境和人權的重視等觀點來看存在重大問題,不可否認這使得對亞投行的這些批評變得更有現實依據。

只是,有近60個國家和地區申請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對此絕不可等閒視之。即使在英國宣布加盟意向之前,它就已經獲得了亞洲地區的廣泛支持。另外,英國的這一決定,就算像部分專家分析的那樣,可能確有出於選舉策略考慮的一面,但之後歐洲許多國家都紛紛仿效,加入了亞投行。

新興國家的意圖:謀求更大的發言權

亞投行這個新型組織框架出現並得到廣泛支持。關於這一點,有必要將其置於中長期國際秩序乃至亞洲地區秩序的變化當中來進行重新思考。下面,筆者將談談幾個值得關注的要點。

首先,亞投行既是中國亞洲地區戰略的一環,同時也應將其看作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在經濟實力成長的背景下,試圖在包括國際金融在內的全球經濟治理方面,尋求更大發言權的舉動。

世界經濟危機之後,在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G7為中心的世界經濟現行框架內,新興國家希望擴大發言權的意圖越來越明顯。G20影響力的增強以及旨在擴大新興國家發言權的IMF改革方案等,就是最好的例證。

當然,僅僅因為新興國家經濟規模增大就自動擴大其發言權,是無法平穩推進全球經濟治理的。但是,依據經濟規模相應增強它們的發言權,也是順理成章的。面對這種現實,對歐美主導的現有治理框架的改革卻沒有取得進展。在今年5月初舉行的亞非會議60週年紀念大會上,印尼總統佐科‧威多多(Joko Widodo)公開表明了對這種現狀的不滿。

亞行的極限:無法滿足基礎設施建設的巨大需求

其次,為了亞洲的進一步發展,推進基礎設施的建設與完善不可或缺,而現實中對於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也非常巨大。亞行和亞行研究所(ADBI)在2009年發布的聯合研究成果報告《面向無縫連接亞洲的基礎設施》中表示,為了區域整體的可持續繁榮,打造貨物、服務、資本、資訊、人才自由流動的「無縫連接亞洲」是很重要的,因此域內基礎設施的建設與完善不可或缺。而且還列舉了一系列具體數字,以表明這種需求之大。比如從2010年到2020年,亞洲各國基礎設施建設大約需要8兆美元,每年約需投資7,500億美元。

但亞行每年的融資能力,2014年也只有約131億美元。這次的亞行年會,提出了增加每年的貸款能力並加強與民營貸款機構合作的方針。但即便如此,要充分滿足亞洲的基礎設施需求,僅依靠亞行等的現有框架無疑是有極限的。

另外,對於亞行,還有批評意見認為融資手續花費的時間太長。重視環境、人權以及善政因素是重要的,無視這些因素急躁地進行援助或投資也絕非良策。但是,亞行未能充分回應來自開發中國家的不滿,恐怕這也是導致眾多亞洲國家支持亞投行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提倡「多邊途徑」的背景

第三,中國已有中國進出口銀行等雙邊投資和援助的框架,儘管如此,還倡議創建這種或因其他成員國的「雜音」而有可能相對減弱本國影響力的多邊機制,其中的意義令人有必要充分加以思考。

中國很可能認為,採取多邊途徑的好處更大。這樣一方面可以顯示它並非只推進有利於中國企業的項目,而且,這種對亞洲區域一體化的積極參與,能夠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

同時,中國也可能感到,與其通過雙邊投資或援助露骨地追求中國自身的利益,不如使眾多國家參與,通過引進一定規則和標準的銀行運營方式,以期確保援助和投資的收益。如果這樣,中國的周邊外交,就不像是在領土問題上所呈現出來的強硬路線一條道,應該說是更加「高明」起來了。也有人指出,中國正逐漸從傳統的對非洲和中南美洲友好國家「無條件援助」中轉型。

可能也有這樣的議論,即雖然形式上是多邊途徑,但最終中國可能通過亞投行的制度設計,而使本國和本國企業的利益最大化。但是,現在作為創始成員加盟的很多國家,都要求確保亞投行運作的透明性。

另外,現正在推進的《亞投行章程》簽署談判中,就融資標準問題,有一個很強烈的呼聲,就是應考慮現有的投資國際標準中的環境(E)、社會(S)和治理(G)因素。將成為亞投行首任行長的來自中國的金立群也承諾說,亞投行將致力於「精幹、廉潔和綠色」。

當然,通過什麼具體形式來擔保實現尚不明確,還有待進一步具體化。只是,很懷疑中國會完全忽視成員國的這些要求。

是否損害日本企業擴大商機?

再有,關於決定投票權比例的出資比例,在歐洲各國等還沒有大舉加入之前,有看法認為中國可能會持有約50%的投票權。但現在,有了如此之多的加盟國,就令中國的投票權比例也隨之降低。假如美國和日本加入亞投行,中國所占的比例還會進一步下降。

開頭提到的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首席談判代表會議協商的結果,中國的出資比例預計接近30%,而中國根據出資比例分配到的投票權在25%以上。而且,人們普遍認為,中國很可能持有「否決權」。只是,在幾週前,根據曾擔任亞行研究所長職務的東京大學特聘教授河合正弘以前提出的估算,在日本不加入的情況下,中國的出資比例將達到3分之1左右,如果日本加入則下降到28%。而日本的出資比例,預測為12%左右,和歐洲各國合計大概為33%。日本和美國如果加入的話,當前預測的中國投票權在整體所占的比重將發生變化。

在亞行的融資項目上,日本企業的中標率不過為0.5%(2013年)。因此有認為,即使不參加亞投行,日本也不會受什麼損失。對於日本企業中標率迄今如此之低的問題,應該專門進行研究。但即便如此,我們可以肯定不加入亞投行對日本企業未來商機的擴大沒有影響嗎?許多申請加盟國家都明確表示,亞投行對於本國企業來說意味著商機。

與中國的政治交鋒還將繼續

國際政治遊戲,只靠一輪爭鬥就使特定的某個國家大獲全勝,這樣的邏輯是不成立的。應該說,國際政治是個輪番不停地進行的遊戲。圍繞《亞投行章程》的談判,現狀是各國的想法錯綜複雜,而在亞投行成立之後,這一組織內部各國的政治交鋒也將持續下去。

在這種政治活力的作用下,亞投行有望作為決定亞洲區域合作方向性的重要機構而發揮它的職能。萬一,亞投行在日本不加入的情況下順利運作,日本的存在或將大打折扣。

另外,中國倡導成立並主導亞投行,顯示出其周邊外交正變得更具靈活性,軟硬兼施,並包含有如何在國際社會上為其行動贏得合法性的視角等。

這一點,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都是日本、亞洲乃至國際社會希望看到的。但這同時也有可能使中國變得比以往更加強硬。

亞行現已決定推進與民營機構的合作,擴大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的貸款。這些都可以說是對亞投行「挑戰」的回應。因此,它與通過亞行和亞投行的協作機制以期改變亞投行規則或規範的意見,具有完全不同的方向性。

我們應該正視這樣的現實。為了使亞投行建立公正的運行機制,成為能夠對整體區域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的區域性開發銀行,日本也應該履行大國的責任,探討加入亞投行的事宜;而且,有必要思考很多亞洲國家盼望日本加盟的深意。

(2015年5月13日)

標題圖片:在亞行年會上,亞行行長中尾武彥與亞投行籌備組組長金立群(右)會談(亞行提供。2015年5月1日於亞塞拜然共和國巴庫市。時事通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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