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控於安倍政府的日本媒體,「難以忽視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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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大臣高市早苗在國會提及了政府命令電臺電視臺停播節目的可能性問題。安倍政府對媒體「施壓」與日俱增。然而,人們卻聽不到來自媒體的強大抗議之聲。

提問,「僅限平河俱樂部記者」

2015年9月,安倍晉三無投票連任自民黨總裁,在位於東京千代田區的黨總部舉行了記者會。記者會由當時的自民黨第一副幹事長萩生田光一主持,他是這樣說的:「記者會開始後,先請總裁『致辭』,之後,由平河俱樂部(自民黨的記者俱樂部)秘書處的輪值媒體代表提問。最後在時間允許的範圍內接受其他提問。」預定30分鐘的會見,安倍總裁滔滔不絕,振振有辭地大談政策成果及目標,竟花去了15分鐘時間。平河俱樂部秘書處的2家輪值媒體提問結束後,萩生田又通告稱:「下面的提問,僅限於平河俱樂部成員。」

這樣的安排,是極其不自然的。安倍首相同時還任自民黨總裁,本來能向他直接提問質疑的機會就不多,如此寶貴的30分鐘時間,又因那開場白「致辭」而被占去了一半,然而卻無人表示不滿。電視也只是謹慎地以快訊形式播報了發言內容。

控制,沒什麼可多說的

「僅限平河俱樂部記者(提問)」,萩生田的這句話可謂超越了常規。2012年12月之前的3年多時間裏,民主黨政權致力於推進記者會的自由公開化,為網路記者、外國媒體、自由新聞工作者等都打開了大門。之後的安倍政權,在表面上也繼承了這種做法。也就是說,它意識到要以一個「穩健的政府」示人,試圖避免被指只照顧記者俱樂部成員,新聞自由倒退。但在最近的首相記者會上,無論網路媒體怎麼舉手,幾乎都不會被點名提問。實際上,政府一直是通過這樣的「操作」,將網路記者拒於千里之外,同時來遮掩自己對媒體的區別對待。

上述「僅限平河俱樂部記者(提問)」的要求,甚至將這種「操作」也置之度外,這無異於公開表態——「我就是要遂其所願」。日本罕有的一家完全不靠廣告收入運作的網路媒體「videonews.com」的主編神保哲生評論說:「『症狀』進一步惡化了。」

國際非政府組織「無國界記者」每年發布世界新聞自由度排名,從2002年到2008年,日本一直在第26名至51名間徘徊。排名居低不上,被歸因為記者俱樂部制度的封閉性。2009年誕生的民主黨政權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記者會的公開化,排名也在2010年攀升至第11名,但隨後又出現大跌,2012年為第53名,2015年為第61名。(據2016年4月20日公布的最新排名,日本再跌11名,降至第72名——譯註)

導致排名大幅跌落的原因,是東日本大地震引發的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相關資訊,被認為沒有得到充分公開,安倍政權推進的所謂《特定秘密保護法》也被視為問題。而安倍政權控制媒體的姿態,卻絲毫不為之所動,哪怕國際評價繼續下降,它似乎也完全不會在意。

電視,不反不駁

2014年11月,萩生田在眾議院選舉開始之前,向東京的各大商業電視臺負責編制和報道的幹部分別寄發信件,要求「確保有關選舉報道的公平和公正」。字面乍看似乎低調,但實際內容無異於恐嚇威脅。很顯然,假若認為相關報道是公正中立的,那就根本沒有必要發送這樣的信件。萩生田甚至在信中拿「椿貞良發言事件」說事,稱「過去,某電視臺企圖促使政權輪替,進行帶有偏見的報道,並承認這一事實且以此為榮,釀成重大的社會問題。」1993年,《產經新聞》披露,朝日電視臺時任報道局局長椿貞良曾經指示新聞報道部門「要通過報道推動非自民黨政權的誕生」,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以至椿貞良被傳喚到國會作證。然而那篇爆炸性新聞卻並不屬實。此外,信中還要求,在嘉賓的選擇方式上、發言次數及發言時間上都要保持公平。

在日本,廣播電視行業處於總務省管轄之下,它完全沒有理由接受來自自民黨的指揮。但是,廣播與電視公司在收到信件後不但不公開抗議,甚至對收到信件這個事實都沒有主動公布。

傳喚,電視臺逆來順受

對電視的政治壓力還在繼續。2015年4月17日,自民黨的情報通信戰略調查會傳喚NHK和朝日電視臺的高層管理部門問話。NHK晚間的一個時事評論節目「Close-up Gendai(現代)」中的有關出家詐騙問題報道,被懷疑受訪人講話內容是記者的指示;而朝日電視臺被視為問題的,是新聞節目評論員公開宣稱「受到來自官方長官菅義偉的壓力」,這些都被自民黨認為「有違反廣播法之嫌」。

自民黨傳喚媒體,是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然而,這兩家電視臺不但沒有任何反對,更是「隨叫隨到」,其他電臺也沒有站出來抗議。

10天後,針對被視為問題的節目,NHK公布了內部調查結果,否認了採訪時存在作假行為。同一天,總務大臣高市早苗不經仔細斟酌這一調查結果,就對NHK發出了「嚴重警告」文件。針對節目內容,總務省以文件形式發出嚴重警告實為罕見,此前是在2009年,而以總務大臣之名發出嚴重警告,還是2007年以來的第一次。但是,電視臺僅僅是簡單報道了受到嚴重警告這個事實。

而對此提出批評的,是廣播倫理與節目改進組織(BPO)。這是一個作為業界自主檢查機關而設立的組織,內分3個委員會負責處理不同問題,成員中不包含各廣電公司的高層幹部和員工。2015年11月,該組織的3個委員會之一——廣播倫理檢證委員會發表了針對NHK「Close-up Gendai」的調查意見,表達了與NHK內部調查結果相反的見解,指出由於不負責任的採訪,節目中的一些表現「嚴重違反了廣播倫理」。與此同時,該委員會譴責稱,總務大臣的嚴重警告「不尊重歷史經過」,自民黨傳喚電視臺高層幹部是「對新聞自由施壓」。業界的當事人緘口不言,而是周圍人發聲抗議,這種情況實屬異常。

目的,更改法律解釋?

2016年2月,總務大臣高市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答辯稱,對於節目播放是否遵循了廣播法第4條規定的「政治公平」原則,這應由「總務大臣」來做判斷;如果電臺電視臺屢次三番不遵守廣播法,將「以總務大臣的權限」,依據電波法而「『停播』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

政府拿出廣播法第4條規定,來作為判斷播放節目內容乃至決定是否停播的「標準」,但這一見解,有悖於憲法學界歷來的傳統解釋,即此條文是「電臺方面自願遵守的編制節目的『倫理規範』」。但是,針對高市早苗的言論,官房長官菅義偉稱其為「理所當然之事」,安倍首相也在國會答辯時表示,「這是一如既往的普遍看法」。

不知他們是確信犯(信仰犯,指基於道德、宗教、政治上的信仰而實行的犯罪——譯註),還僅僅只是無知。但媒體行業卻沒有一致的抗議行動。公開表達了不滿的僅有6名電視新聞主播,他們在2月底召開了抗議高市早苗言論的記者會。

媒體,希望隱藏的「特權」

為什麼日本的媒體如此軟弱畏縮呢?關於電視臺,理由很簡單,那是出於對監管機關總務省及對其具有影響力的自民黨的顧慮。日本的廣播制度有著根本性的缺陷。1950年在美軍占領下制定的有關廣播法律中,監管廣播電臺的是「電波監理委員會」這樣一個獨立於政府的機關。但它在2年多後就被首相吉田茂廢除,取而代之的,是由政府直接監管的制度。

新聞報道的主要任務是「監督權力」,但在日本出現了權力的逆轉,即廣播電臺反而受到了應該由自己來監督的對象——政府的監管。由於自民黨長期單獨執政,形成了在廣播(政策)上擁有很大發言權的議員團體,雖然這一勢力現已有所削弱,但依然令電視臺不可輕視。而且,歐美具有良知的新聞媒體,其股份是私人持有的;與之形成對照,總部設在東京的各家商業廣播網公開上市,它們的高層幹部生怕政府干預並由此帶來經濟損失,無法下決心做出以新聞報道為重的決斷。

此外,日本的5家全國性報紙都與這些商業廣播電視網互持股份。過去,報社記者還尋求政府、自民黨的幫助,以圖加快各自在地方城市設臺開播的審批手續。

再有,日本報業還一致向安倍政府及自民黨做工作,請求在預定於2017年4月消費稅增稅之際,將報紙列入增稅名單之外,並且成功獲得批准。媒體如此直接欠下「人情」的話,公開批評政府就更加不可能了。

對傳統媒體來說,長期以來在記者俱樂部制度下形成的(可優先獲取資訊的)採訪慣例,已成為它們愛不釋手的「特權」。希望維持這種特權的意識,也是令媒體向政府示弱的一個因素。民主黨實現了「記者會」的公開化,但在「記者俱樂部」上卻沒能做到這一點。記者俱樂部的真正「好處」不在「記者會」,而是能夠在私下開誠布公地暢所欲言。

在那裏記者可以分享政治議程的發展趨勢、要人對有關事件的看法及真實反應等,這些資訊都會直接影響到報道文章的微妙語氣及今後的採訪方針等。在重要的國際會議之前,有關政府部門還會在記者俱樂部成員中召開非正式的吹風會。如果毫不留情地批評政府,那就意味著放棄或至少也是暫時中斷在這個核心圈中獲取資訊的特權。

鑑於存在這樣一些原因,日本的新聞媒體很難與政府保持距離。不僅如此,各大媒體的高層幹部與安倍首相的聚餐頻度,比歷屆其他首相都高,這就是現今媒體的實情。

上述召開抗議記者會的新聞節目主播中,有5人於3月24日在日本外國記者協會再度舉行了抗議記者會。外國記者接二連三地對日本媒體提出尖銳的質詢,亦即「對那種程度的言論,為何會畏懼至此?」而這5位主播,最終也沒能做出令外國記者信服的解釋。

為了「隱而不露的特權」,日本媒體無法「獨立」於權力之外而真正履行其監督職能。

標題照片:商業電視臺的新聞主播打出橫幅,抗議總務大臣高市早苗有關政府可叫停廣播的言論,2016年2月29日於東京都千代田區(圖片提供:時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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