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後世界20年：日本應如何賦予女性更多的參政權？

女性議員比例，處於20年前的世界平均水準

日本女性的參政程度處於明顯的落後狀態。從國會的女性議員比例來看，眾議院為9.5%，參議院為15.7%。以下院的比例進行比較，日本在191個國家中位列第156名（截至2016年1月）。有38個國家不足10%，而日本就是其中之一。

目前全球平均水準約為22%，較之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時的11%，20年裏有了成倍的成長。就日本而言，儘管眾議院女性議員的比例從1993年大選時的2.7%（14人）上升到2014年大選時的9.5%（45人），成長了3倍以上，但目前的比例可謂僅僅是20年前的世界平均水準。

亞洲各地女性議員比例（下院）

出處：在「各國議會聯盟」（截至2016年1月）的資料基礎上添加了臺灣

參議院的女性議員比例雖然高於眾議院，但始終在不足20%的水準上徘徊。分水嶺是1989年社會黨黨魁土井多賀子刮起的「土井旋風」（日本媒體稱「瑪丹娜熱」，指土井托起本黨候選人人氣，促使社會黨在在是年參議院選舉中大挫自民黨，並一度使社會黨邁向執政——譯註）。當時，她帶出了9名新晉女性議員（加上前後的補選，共計11名），此前一直在6～7%水準浮動的參議院當選女性議員比例一舉上升到了17.5%。此後，女性議員比例呈現增減反覆，最高紀錄是2007年時創下的21.5%。

阻礙女性參政的全球性因素

一般來說，如果女性參與社會止步不前，那麼成為候選人的後備力量就相應地薄弱，導致女性議員也會變少。但這並不是說女性議員人數會隨著更多女性走向社會而成比例地增多。從世界範圍來看，女性議員的比例均在20%左右，它意味著存在著全球共通的結構性障礙。

第1個障礙，性別角色分工觀念越是根深蒂固，家庭責任的重擔越是容易單獨地壓在女性身上，這樣她們致力於政治的時間就會變少。男性議員不僅不用分擔家庭瑣事，而且家庭還往往成為一種資源，為其提供支持；而育兒等家庭重擔，則會成為迫使女性放棄從政的重要因素。

第2，是針對男女職責的固有觀念（Stereotype）。如果「政治是男人施展身手的領域」這種意識強烈，那麼女性候選人就難以獲得選民尤其是男性選民的支持；但如果她們像男性議員一樣行事，又會辜負那些覺得「正因為是女性」才一直為其加油鼓勵的支持者的期待。

換言之，性別角色分工的現狀和意識已經成為阻礙女性參政的桎梏。而且，如果政黨執行部門由男性把持，那麼他們在挑選和認可候選人時，過去的成功經驗和性別偏見就會成為評判「能夠勝出的候選人」的潛在標準，從而傾向於推舉和前任相似的男性。由於男性和女性都在各自發展同性夥伴社會關係網，所以有時候女性根本不會進入男性的視野。

最大在野黨，並不熱心於推舉女性候選人

日本也有自己的特殊原因，那就是政黨競爭的模式。在許多國家，女性議員人數成長的契機，是希望擴大黨派勢力的政黨盯上女性選票，為此積極推舉女性候選人。如果這種戰略取得成功，那麼其他政黨為了避免失去女性選票，也會相繼仿效，使得女性議員人數增加。通常首先是中左翼政黨把注意力轉向女性選民，其後同樣的動向逐漸蔓延到保守黨方面。

就日本而言，社會黨的「土井旋風」正是屬於這種類型，抱有危機感的自民黨後來也開始積極推舉女性候選人了。然而，在上世紀90年代的政黨重組過程中，社會黨更名為社民黨，走向了沒落；代之而起的最大在野黨民主黨，是一個在女性中沒什麼人氣的政黨，而且也沒有特別有意識地去拉攏更多的女性選票。

相反，在本世紀的頭十年裏積極推舉女性候選人的是自民黨。2005年大選時，包括16名新人在內，自民黨有26名女性候選人當選，女性議員人數成長了幾乎3倍。實際上，當時在首相小泉純一郎的領導下，通過把女性候選人放在比例代表的前列而實現了新增的6名女性當選，這實際上採用的是「性別配額制（quota）」的手法。儘管自民黨之後並未沿用這種配額制，但也沒有減少女性候選人數，除了2009年大選遭遇慘敗之外，2012年和2014年的大選分別有23名和25名女性候選人當選。

民主黨在實現了政權更替的2009年大選中，增加了女性候選人人數，最終有40人當選。這樣一來，選舉後眾議院的女性議員比例就達到了11.3%，首次超過了10%。可是，民主黨後來對推舉女性議員並不是特別積極。

從其他各國的模式來看，在選舉失利後，中左翼政黨往往會積極推舉女性候選人。民主黨，或是現在的民進黨卻採取了不同於全球潮流的獨特路線，或許可以說正是這個原因導致了日本女性議員比例整體偏低。

此外，無論是2005年的「小泉Chidren（應小泉之邀參選並當選的新晉議員——譯註）」還是2009年的「小澤Girls（受到小澤一郎推舉走上政治道路的新晉女性議員——譯註）」，都是男性當權者推選女性候選人的格局，並不像1989年的「瑪丹娜議員（指當選的女性議員——譯註）」那樣，是由女性推舉女性的。

只要是男性推選女性，那麼想要拉到女性選票也會很困難。除非各黨女性領袖有意率先與女性選民建立聯繫，否則恐怕就無法創造旨在實現性別平衡的全新政治文化。

「配額制」，在亞洲也得到推廣

全球女性議員的平均比例在20年內上升了約兩倍的最大原因在於「性別配額制」的普及。目前有120多個國家都以某種形式實行配額制。配額制大體上分為議席配額制和候選人配額制，分配對象設定為既可針對女性也可針對男女雙方，配額比例從10%～60%不等。

這種做法始於上世紀70年代，當時以北歐為中心的各國政黨主動將性別配額制寫入了黨章；90年代，拉丁美洲開始引入法定配額制，如今法定配額制在歐洲也逐漸得到推廣。

性別配額制在亞洲也得到了普及，女性議員比例超過30%的東帝汶（38.5%）和臺灣（38.1%）實施了法定配額制。臺灣採用的是議席配額和候選人配額結合的獨特手法。韓國也從法律層面引入了候選人配額制，女性議員比例達到了17.0%。

修改法律，確立「性別比例原則」

近年來出現了「從性別配額到平等（parité）」的動向，作為民主主義的原則，男女平等參與決策的男女同數原則正在不斷推廣。

「parité」是一個法語詞，意思是男女同數或對等。以法國在2000年施行平等法為開端，近年來，拉丁美洲的8個國家紛紛從配額法過渡到平等法，加快了這種轉變趨勢。如果說配額制是旨在增加女性議員人數的「暫時性的特別措施」，那麼平等制就是不折不扣的「普遍的民主主義原則」。

落後世界20年的日本，要改變現狀，首先有必要引入平等制的理念。

為了從法律上保障平等理念，我提議在公職選舉法中規定「性別比例原則」。性別比例原則，需要在決策舞臺上也反映出人口比例大致為男女各半的現實。由於這是針對兩性的規定，所以聲稱該規定是對男性的逆向歧視這種批評是站不住腳的，性別比例這一概念，從長遠來看，也會為「第3性」的候選人開闢道路。

障礙，是現行的候選人制度

超黨派「推進女性參政和發揮能力的議員聯盟」（主席中川正春、書記野田聖子、秘書長行田邦子）編制了一個名為《男女共同參政推進法》的立法提案，其中包括了要求考慮平等理念的規定。如果這個草案得以通過，那麼政黨在推舉候選人時，就必須努力確保男女人數相等。這也將使市民社會更易於為增加女性候選人而進一步向政黨施壓。

同時，該議員聯盟確定將通過部分修訂公職選舉法，使眾議院比例代表名單上可以交錯登記男女候選人。瓶頸在於「重複候選，相同排名」的規定。目前，政黨可以在比例代表名單上重複登記小選舉區候選人，並允許他們以相同排名進行登記。而排名相同的多名候選人之間的排名順序取決於他們的「惜敗率」（在小選舉區的得票數除以該選舉區當選者的得票數）。

許多大政黨傾向於將所有重複候選人都放在第1位或者第2位，將比例代表單獨候選人放在第1位或者重複候選人的後面。目前的狀況是，由於小選舉區的女性候選人較少，所以想要在比例代表中增加女性單獨候選人，也只有將其放在名單的第1位才具有現實可行性。

「重複候選人，相同排名」事實上摧毀了「拘束名簿（按名單排名確定當選人的比例代表選舉方式——譯註）」的原則。如果是政黨負責任地為候選人排名的拘束名單，那麼希望增加女性議員的政黨就可以採取交錯登記男女候選人等方法，在名單排名上下功夫。名單反映了政黨在議員構成上的理念，選民看到名單，就可以理解該政黨的理念，進而做出判斷。

而實際情況是，大政黨迴避了重複候選人之間的排名這樣一個棘手的問題，其結果導致了近20名重複候選人並列第1或第2位的現象趨於常態化。最終的排名取決於選舉結果，所以選民即使看了名單也無法理解各個政黨的理念。雖然叫做「拘束名簿」，但實際上已經無限接近「非拘束名簿」（不決定比例代表候選人名單排名的方式——譯註）。

超黨派「推進女性參政和發揮能力的議員聯盟」方案提出，將保留「重複候選人，相同排名」的規定，但要改為相同排名的多名候選人中只能有1人當選，允許同一候選人以多個不同名次進行登記。這樣一來，希望徹底實現男女交錯名單的政黨就可以將重複候選人分為男性組（比如20人）和女性組（比如4人），進行交錯登記。比如女性組按照第2、第4、第6、第8的排名被登記4次後，可以將女性比例代表單獨候選人按偶數排名進行登記。另外，根據政黨的理念，還可以通過重複候選人和比例代表單獨候選人的不同組合，以實現各種多樣性。

為實現性別平衡的法律修訂以及政黨的自主努力，均有多種多樣的途徑。不是用某種驟變的方式，而是應該從加強日本民主主義的角度，組合運用多種辦法，向著性別平衡的目標不斷邁進。

（2016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