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午夜街頭，身處「水深火熱」中的少女們

與「渴望重新開始自己人生」的17歲少女相遇

傾聽那些10多歲、20多歲的女子們講述她們「水深火熱」的處境，繼而傳達她們的心聲並進行必要的援助，此後為她們提供住處，以保護其遠離嚴酷的境遇並幫助其自食其力——2009年我設立NPO法人「BOND項目」並著手開展這些活動，契機是深夜我與在澀谷街頭徘徊的一位少女的相識。當時，我經常手持2006年創刊的免費雜誌《VOICES》，在深夜的街頭看到放心不下的少女時，就上前打招呼，聽她們講述自己的遭遇。

「我是編寫這本雜誌的橘，可以跟我講講你的事情嗎？」

那位少女一臉茫然地接過《VOICES》，一頁又一頁地翻過後，然後回答我說：「可以呀。」通過談話我了解到，就在3天前，17歲的亞由美（化名）剛剛從東北離家出走。她在交友網站上發送了一條資訊：「17歲，離家出走，尋找在澀谷請我吃飯的人」，現在正等著和請自己吃飯的男子見面。問及離家出走的原因，她回答說「想在東京重新開始自己的人生」。

是怎樣的境遇，讓她在17歲的年齡渴望重新開始自己的人生呢？亞由美向我講述了她的經歷。父母在她年幼時離婚，她在學校受到霸凌，由於和母親的再婚後的對象難以相處而離家出走，靠援助交際和在色情行業出賣肉體賺錢為生。高中輟學後，16歲生產、結婚，但婚後生活並不順利，她被趕出家門。

「我想在一個陌生的城市重新開始自己的人生。可是，來到東京沒有一個熟人，無處可住，沒有工作，也沒有錢，今後該怎麼辦？」她表達了自己的憂慮。這次與這位無處可去、走投無路的女子的相遇，對我今後發展的方向產生了巨大影響。

不僅傳達少女們的心聲

我回起想18歲的那年，當時踏入作家一職的契機是接受一本雜誌的採訪。那是28年前的事了，採訪的內容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只記得當時那位作家「歐吉桑」非常平易近人。不管我說什麼，他都不會對我進行說教，而是報以微笑，然後就是不斷地提問，傾聽我的講述。當時，這種類型的成年人讓我感到耳目一新，以前我一直覺得成年人都是敵人。我從來沒考慮過自己要成為怎樣的成年人這種問題，我的18歲就是所謂「今朝有酒今朝醉」，只顧眼前，不計後果。

因為那時遇到了「自己成為那樣也不錯的成年人類型」，所以我發生了改變。我開始對成年人發生興趣，希望聆聽不同人的故事，用自己的語言寫文章來傳達他們的心聲。

不久後，以那次採訪為契機，我認識了某雜誌的總編，開始對不同生活方式的女子進行採訪並撰寫報導，還擔任電視記者，對全國「女子暴走族集團」進行採訪。25歲結婚，生了一個女兒，2006年和擔任攝影師的丈夫KEN一起自費創辦《VOICES～傳達你的心聲～》。包括特刊在內，這本雜誌至今已發行了21期。我們通過這本免費雜誌，傳達了有過割腕自傷、懷孕、墮胎、虐待、離家出走、援助交際、色情工作、失足、「家裡蹲」、過量服藥等各種經歷的少女的心聲。

前往澀谷中心街和新宿歌舞伎町採訪時與亞由美相識，我開始思考不僅傾聽和傳達這些無處可去的少女們的遭遇，還需要為她們提供容身之地，讓她們在安心生活的同時能夠自謀生路。我在街上遇到的大多數少女，她們自己都不理解自身的困境，即使想尋求説明，也不能用語言將自己的這種心情表達出來，甚至根本不知道行政視窗的存在。而且她們就算是在收容所受到保護，也不過是手機被收上去，成為循規蹈矩的「優等生」，但這也很難實現。

她們即使遭受侵害身處困境，也意識不到自己是受害者，她們將一切責任都歸咎於自己，認為是由於自己的懦弱才會落到如此地步。她們的自我肯定感低下，甚至會產生輕生的念頭，越是最先需要救助的未成年人，她們與可靠的成年人之間越是缺少聯繫，即使得到正確的建議，她們自己也很難當機立斷地付諸行動。迫切需要有成年人關心她們內心的糾結，為她們提供容身之地。然而，只要她們不去諮詢，便被視為「看不見的存在」，在眾人眼裡，她們既沒有煩惱，也沒有痛苦。因為聽不到她們的聲音，所以沒有救濟制度，也不見對策。她們處在被社會保障體系這個安全網遺漏的現狀之中。周圍環境的漠不關心讓她們的神經日益衰弱，我們可以理解她們為何會產生「不想活下去了，想從這個世界上消失」的想法。

我希望能起到類似「翻譯」的作用，將這些無法吐露真心話的女子的心情與現狀傳達給援助者，再將這些身為成年人的援助者的建議通俗易懂地轉述給她們。我想承擔一個在諮詢者與援助者之間建立聯繫的粘合劑角色，出於這種考慮，2009年我創辦了NPO法人「BOND項目」。

即使求救也無處逃避

BOND平日的工作除了接受郵件諮詢、電話諮詢和面談外，還以移動式咖啡諮詢室、街頭巡視、街頭問卷調查等「流動諮詢視窗」的形式，傾聽少女們的心聲。必要時與律師聯手，並與其他專業機構建立聯繫。我們為這些少女提供臨時保護，陪同她們前往政府機構，甚至提供中長期保護或關注她們的自立援助生活。

2016年的諮詢量共計郵件為1萬2395封，電話諮詢1979件，提供保護1105件。平均每個月有40～60件首次諮詢。

在澀谷街頭進行問卷調查的筆者與BOND的工作人員（攝影：KEN）

全國10～20多歲的女子發來求助資訊，訴說她們「遭父母毆打，有家難回」，或是「離家出走後與網上結識的男子在飯店裡」。這些屢受虐待或性侵害的女子，她們只認識侵害和利用自己的成年人，對求助方式一無所知。我們會和她們一起想辦法尋求公共援助，讓她們在BOND的收容所住上一晚，但她們很少能獲得基於兒童福祉法的制度上的援助。

譬如，兒童諮詢所雖然是以20歲以下者為援助條件的，但是它優先保護那些面臨生命危險的幼兒，所以15歲以上就很難成為保護對象。能夠讓她們獲得兒童福利院或自立援助之家（為15～22歲的年輕人提供的福利設施，他們在這裡住宿並謀求立足於社會自食其力）援助的機會也非常有限。甚至出現這樣的情況，有些女子「不想讓父母成為壞人」，她們對自己的處境緘口不言，始終在忍耐著父母的暴力、辱罵、性虐待，即使成年後在精神上依舊受到父母的束縛，無法逃脫。即使她們意識到要想辦法逃脫，可是除了離家出走，這些女子也想不出其他辦法。我認為有必要為她們提供更多的場所，讓那些眼下無家可歸的女子在受害前能夠逃脫，在獲得公共援助前的這段時間能否安心度過，能夠在這些場所長期生活以謀求自食其力。

為援助其獨立生活而建立的「黏合劑之家」

要想過上自食其力的生活，需建立在體力上、經濟上和精神上都是充裕的。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如虐待的後遺症導致情緒不穩定，難以正常上學或工作，在年齡上需要監護人同意，沒有「住民票（登記公民現居住地址的居民卡——譯注）」，身份證沒有從家裡帶出來等等，導致她們無法簽訂租賃合同，也很難找到普通的工作。本來越是處在需要支援的境況中的女子，她們越是面臨著種種風險，除了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她們別無選擇。

她們為了獲得微不足道的食物和過夜之處，被迫出賣肉體；向沒有身份證也能工作的「地下社會」求助；由於營養攝取不足、居無定所而身心靈俱疲。結果導致意外懷孕生產，遺棄或虐待新生兒，自我傷害或自殺，被傷害或殺害等社會問題或案件，由於將其置於孤立無援的境地，社會轉而又面臨巨大風險。

這些女子要想不陷入自暴自棄的惡性循環之中，至關重要的是在能使自己心安之處停下腳步休息，有足夠的時間恢復身心健康，建立起和他人的聯繫，以使自己從內心渴望珍視自己。今年7月下旬，我們在東京都內設立了獨立生活援助之家——「黏合劑之家」，接納那些由於種種原因無家可歸的10～20多歲的女性，夜晚有工作人員入住，照顧她們進餐等日常起居。即使道路漫長，我還是希望終有一天，她們自己能夠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這些女子一定是在最疲憊無助的時刻遇到了我們，正是因為相信她們具有生存能力，所以我才想對她們說：「謝謝你們的求助。讓我們靜靜地守候在你們身邊吧！」

（2017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