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韓的共同戰略利益已真的不再擁有了嗎？

一直受制於歷史問題的日韓關係

針對「最終且不可逆（轉）地解決」了慰安婦問題的日韓協議，在文在寅政權未表示將「忠實履行」的情況下，安倍晉三首相還是出席了平昌冬奧開幕式，其原因在於日本依然把韓國定位為「擁有共同戰略利益的最重要鄰國」（外務省2017年度《外交藍皮書》）。為此，還有必要在開幕式當天舉行的歡迎招待會上，向媒體展示日韓首腦與美國副總統彭斯3人同框的「畫面」。

安倍晉三首相出席文在寅總統主辦的歡迎招待會，並和文在寅總統、彭斯副總統合影（2018年2月9日於韓國平昌，時事社）

在年初發表的施政方針演說中提及韓國時，安倍首相強調了「兩國之間的國際承諾、相互信賴的不斷深化以及面向未來」的重要性，卻不見了2016年以後每年都出現的「共用戰略利益」詞句。相較於期待透過「高層交往」來重新構建「戰略互惠關係」的日中關係，甚至呈現出一種「棄韓」氣氛。姑且不談「基本價值」，如果不能儘早修補在「戰略利益」認識上的破綻，那就可能招致嚴重的後果。

令人想不到的是，20年前日韓夥伴關係宣言曾高調宣揚建立「基於普遍理念的合作關係」，但現狀卻是日韓關係已經陷入了彼此嚴重不信任的境地，互相都懷疑對方到底是不是能夠信賴的夥伴。尤其是日本近年來的對韓認識變化顯著，輿論的壓力開始影響到了獲勝集合(*1)。不同國家的國家戰略本來就不可能完全一致，除了妥善管控分歧外，努力擴大合作也具有重要意義。

安全保障領域就是這樣一個重要問題，因為朝鮮半島一旦出事，就可能會演變成威脅日本存亡的事態，與此同時，而且與駐日美軍的聯合行動，以及作為其保障的日美安保都離不開韓國的防衛。現今在這種背景下，日韓雙方領袖面臨著政治意識的考驗，即如何將「日韓」置於「日美韓」框架中進行重新定義，而且要求他們拿出具體行動，向國內外闡明如今已變得模糊不清的兩國關係的意義並取得人們的理解。

傾心於南北對話的文在寅總統

由於一心想為舉辦平昌冬奧創造一個和平的環境，韓國看似只傾心於實現南北對話，被北韓的「微笑攻勢」所俘獲。具有標誌意義的是，儘管附加了條件，但文在寅總統原則上接受了金正恩派胞妹金與正訪韓時提出的首腦會談提議。作為「條件」之一，韓方促成了美國北韓對話，但儘管在3天之內見了4次，卻一次都沒有提及核飛彈問題，這也難怪韓國國內也指責文在寅總統的這種做法是不分輕重主次。

當然，文在寅總統也認識到，過去那種「為了對話而進行的對話」是沒有意義的，「無核化」才是「出口（最終目標）」。話雖如此，對話與談判原本就有區別，美國與北韓談判，首先一個必要條件是北韓要採取面向無核化的具體行動。如此一來，文總統在訪北韓之前派遣特使展開充分磋商協調的對象，不如說應該是美國（及日本）。如果不願意打出包括軍事行動在內的牌，那麼遊戲就無法成立，這次依然也找不到能夠讓北韓改變行動的「王牌」。

以「最大限度的壓力」來統一隊伍的著眼點也在此處。對北韓制裁的機制好不容易開始發揮作用了，但如果韓國出於為其提供奧運參賽便利的理由就放鬆制裁，那麼不僅無法給中俄做出「榜樣」，而且還會影響到處理北韓在海上「分拆轉運」的鑽漏洞方式逃避制裁問題。如果套用法國哲學家帕斯卡的名言，那就應該說「完全拒絕對話的一味施壓可能會造成僵局，但沒有力量（strength）保障的對話將是無力（powerless）的」。

韓國是否會按原計劃實施因舉辦冬奧而推遲的美韓軍事演習？如果北韓將之作為實現首腦談判的交換條件，韓國又是否會屈從呢？對於站在民族和同盟之夾縫中的文在寅總統來說，接受「考驗的時刻（the moment of truth）」即將到來。

最薄弱的環節

有這麼一句名言是：「一條鐵鍊的堅固程度取決於它最薄弱的環節（A chain is no stronger than its weakest link）」，它對重新審視「日美韓」關係現狀極具啟發意義。說到「最薄弱的環節」，大家往往輕率地認定把民族看得高於同盟的「韓國」，但既然是「環節」，就必須理解到這指的是「日美」、「美韓」、「日韓」三組關係中的「日韓」關係。一度被提名為美國駐韓大使又遭撤換的車維德曾把雖然擁有共同盟友，但在安保方面沒有正式協議的日韓關係形容為「準同盟（quasi-alliance）」（車維德，船橋洋一審定，倉田秀也翻譯《日美韓 超越反目的合作》有斐閣，2003年）。後來，雖然簽訂了日韓秘密軍事資訊保護協定（GSOMIA），但日韓關係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向「實質性的同盟」靠攏了，不是嗎？

實際上，如果半島出事，部署在關島安德森空軍基地等地的美國太平洋司令部的B1轟炸機和B52轟炸機是關乎生死的重要戰略資產，日本的航空自衛隊和韓國空軍都曾多次與其開展聯合演習，但三方從未同時組建過聯合編隊。從美國的角度看，不過是試圖用「美日」、「美韓」的連續步驟（Step Sequence）來贏得「美日韓」的表演內容分（Program Component Score）。而且，日本好歹還會提一提「日美韓」，而韓國只有在向中國保證「不結盟」的時候才會提到「韓美日」。

僅僅是「日美韓」安保合作看似動搖，就足以形成錯誤信號。從企圖製造分裂的角度來看，當然會瞄準「最薄弱的環節」。即便不是這樣，如果在其他問題上存在對立關係，也容易誤判關係的本質。「中韓『抗日』歷史共鬥」便是如此，如果一語道破這層「偽裝（cover）」，應對方式也會出現差異。

本來，日韓作為同盟中的次要夥伴，共同抱有被車維德所公式化的「被拋棄的恐懼感（fear of abandonment）」和「被牽連的恐懼感（fear of entrapment）」。

就前者來說，當北韓的ICBM（洲際彈道飛彈）射程覆蓋到洛杉磯和紐約之後，日韓（內心）對華盛頓「保護東京和首爾」這種承諾的信任感開始下降。同時，如果美國北韓間僅以「凍結ICBM」便達成協議，那麼日韓或許就只能在「飛毛腿」飛彈和「勞動」飛彈的威脅下，獨立謀求生存了。

後者則正好相反，它關係到美國在沒有充分展開事前磋商和制定退避計畫，並且無法明確預判是不是點出問題點就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就啟動先發打擊這種行動方案。在上述兩點上，川普總統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領袖帶來的不確定性加劇了日韓的憂慮。這也是日韓共用的「戰略利益」的一個方面，意味著「日美韓」的「薄弱環節」不單單是「日韓」。

實實在在的「一個畫面」與「宏大畫面」

有時候，一個畫面比千言萬語更有說服力。譬如，歐巴馬總統首次訪問廣島，在原子彈爆炸圓頂屋前擁抱了原子彈爆炸受害者，儘管沒有對美國投下原子彈的行為做出明確「道歉」（以及補償措施），但那個擁抱場景能得到大多數人的「諒解」。安倍首相訪問珍珠港和在聯邦議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講，想必這也將作為「日美和解」的象徵永遠留在兩國人民的記憶中。即便同為盟友，但為了表現出「和解」姿態，也是要付出如此一番心血的。

更何況對於非盟友國家，更需要謹慎從事，儘管如此，日韓之間卻只有「言論」受到關注，欠缺「打動人心」的畫面，所以經常出現出爾反爾，朝令暮改的問題。人們之所以動輒就拿日本與「道歉之國」德國作對比，也是因為沒有任何東西，能與德國前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遇害者紀念碑前下跪的照片相提並論的，為此而無法抓住協力廠商的「心靈與精神」（Jennifer 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在平昌冬奧競速滑冰女子500m決賽中，小平奈緒和李相花兩位選手分別奪得金銀牌，但她們展示的形象，是競速比賽結果的一種對運動家精神的詮釋，給人們帶去了感動。

「日美韓」安保合作應該也存在這樣的「一個畫面」。 從關島飛來的美國戰略資產首先由日本的航空自衛隊進行護衛，進入日韓防空識別區時由韓國空軍接班護航，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將之形容為「手遞手傳球（hand off）」。這是橄欖球用語，指的是親手把球傳到隊友手中。對於美國來說，日韓就（應該）是隊友。雖然從政治角度考慮，日美韓難以作為一支隊伍共同在韓國領土範圍內實施演習，但至少可以通過媒體公佈「手遞手傳球」的照片和視訊，這樣就能在「更宏大的畫面」中重新評價日韓關係。

事實上，筆者與多湖淳教授（神戶大學）和小林哲郎副教授（香港城市大學）等專家聯合實施的研究顯示，日本的右派和韓國的左派對日韓安保合作持否定態度，但以聯合起「美日」和「美韓」的「美日韓」，來對抗北韓威脅——在播放了這樣一段短短38秒的視訊（美國太平洋司令部製作）後，這批人的態度立刻產生了180度大轉彎。

日韓關係並非陷入了僵局，只要力圖鎖定恰當的「對象」巧妙地構建「關係」，那就可以「推動」面向未來的日韓關係的發展。今天，日韓雙方領袖面臨的考驗是如何制定這種PR戰略。

（2018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