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的未來何在？——培養不出年輕的研究者的理由

逾六成年輕研究者從事非終身制職位

關於京都大學iPS細胞研究所發生非終身制助教的論文造假事件，至今仍記憶猶新。部分報道指出，造假的原因很可能出自當事人必須在任期內拿出成果的焦慮。但是，絕大多數身處非終身制職位的研究者都不會對研究進行造假。因此，不能將非終身制作為該事件的主要原因。

但是，逾六成年輕研究者從事非終身制職位的這一現狀絕非理想狀態。看到大學的這種現狀後，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遠離學術界。與國外趨勢相反，日本入讀博士課程的碩士正在不斷減少。

那麼，該怎麼辦呢？首先想到的是給研究所學生，尤其是入讀博士課程的學生提供經濟支援。在歐美國家，給研究所學生發薪資是理所當然的事。在日本，也可以將研究所學生聘為助理研究員，然後為其提供一份薄薪。但是，這僅限於「競爭性資金」（向研究機構或研究者徵集研究專題，通過第三方審查後，向優秀課專題供的研究資金）充裕的大學或研究室，而且提供的薪資都無法保障最低限度的生活開支。

即使如此，筆者也不贊成用稅金向所有入讀博士課程的學生提供經濟支援。許多大學的博士課程入學率都沒有達到標準，招生壓力很大。最後，變成無法充分確保入讀學生的品質。

少有企業願意聘用博士

日本學術振興會有一種特別研究員制度，即「為了給我國優秀的年輕研究者提供通過自由創新來自主選擇研究專業並專心於學術研究的機會，而實施的研究者培養和保障制度」。該制度為博士課程學生提供每月20萬日圓左右的研究獎勵經費。雖然不多，但也算是一個合理的價位。

2016年度日本博士課程入讀人數約為1.5萬人。其中申請了特別研究員的為3,341人，錄取人數為727人。特別研究員錄取人數僅佔博士課程全體入讀人數的5%，錄取率（錄取人數／申請人數）為21.8%。雖然需要對錄取率應提升到何種水準展開討論，但提升錄取率應該是最快的解決方法了吧。然而現實情況卻是，2013年度的錄取人數和錄取率分別是815人和25.8%，之後這兩個數據都在下降，2017年度變成了692人和20.7%。這或許與預算有關，但明顯是跟培養年輕研究者的目標逆道而行的。

就算好不容易完成了博士課程的學習，之後能否就業就成了接下來的、也是最大的問題。日本有「高學歷窮忙族」這種說法。過去幾年裡，博士課程畢業生的就業率不足70%，明顯低於大學生和碩士生。

雖然根據專業不同差別較大，但整體而言，約有半數博士畢業生在大學等研究機構任職，還有約四分之一的人去了民間企業。每年，只有約一成的企業聘用博士（科學技術學術政策研究所《關於民間企業研究活動的調查報告2017》）。由此可見，和從前一樣，博士的主要就業單位還是以大學為中心的學術界。

從非終身制到終身制的艱難道路

佔據關鍵地位的大學雇用情況現在正變得更加嚴峻。終身制教職職位減少，非終身制職位增加。根據內閣府統計顯示，在國立大學法人就職終身制職位的39歲以下年輕教員的比例，從2007年度的23.4％下降到2016年度的15.1%。如果僅看34歲以下的年輕教員比例，則這個下降率更加明顯，從8.5%變成了4.5%，幾乎減半。另一方面，39歲以下的非終身制教員的比例比十年前增加了25%，2017年度的數據是64%。

考慮到國立大學法人的預算管理，幾乎沒有增加終身制職位數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想要提升年輕教員比例，只能減少老齡教員人數。但是，幾乎所有國立大學都不具備積極推動這一方針的行政系統。恐怕所有國立大學都會維持現狀，或進一步惡化。

一般的職業規劃途徑是，拿到博士學位後先作為博士後從事有任期限制的職位，然後再得到正式聘用。但現在這也變得很困難。看到博士畢業的前輩們難以從事終身制職位，年輕人對是否入讀博士課程猶豫不決也就理所當然了。

為了增加研究業績而提供任期七年的工作

雖然研究項目的工作任期各不相同，但幾乎沒有超過五年的。或許有人覺得五年已經足夠長了，但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一個研究項目所需的時間也在不斷變長。在筆者從事的生命科學領域，為了進行一定程度的研究，往往需要四到五年的時間。但研究人員因為還要花時間去尋找下一個工作，所以最後一年就會變得心浮氣躁。這樣，就無法安心地開展研究。

如果至少有七年時間，那就可以安下心來做研究了。當然，研究是否就能順利出成果，誰也不能預先知道。但是，從研究所畢業，七年後就是35歲。雖然這樣說或許有些冷漠，但到了這個年齡還沒能積累一定的研究業績，就只能放棄了。

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是必須的。但是，針對博士課程畢業生的就職而言，提供怎樣的安全保障卻是個難題。在其他領域，譬如音樂或體育方面，很多有志青年也在遭遇挫折。如前所述，因為入學率的問題，現在的博士課程出現了「寬進」的情況。是否只有研究工作才是值得提供足夠安全保障的寶貴工作？如果使用稅金，是否能得到社會的認同？這也存在一些疑慮。

「常軌制度」——獨立研究的「助跑階段」

那麼，怎樣程度的業績才算是足夠的業績？這很難判斷。但擁有自己的獨立研究室可以算是一個判斷標準。

研究室負責人（PI：Principal Investigator）需要具備多種能力，譬如研究提案和實施、撰寫論文、獲得研究費、保有人才等，和之前研究所學生或博士後階段所要求的能力有很大不同。實際上，不少人雖然是優秀的研究所學生或博士後，但在成了PI後卻變得默默無聞。

如果是這樣，不僅是研究者本人，對雇主而言也是一種悲劇。「常軌制度」就是為了避免這種事情發生而同時又能培養年輕PI的一種制度。文部省表示，這種制度就是要通過公正透明的選拔而被錄取的年輕研究者，在經過審查後得到更穩定的工作之前，憑借這種有任期規定的雇傭形態，作為獨立研究者來積累經驗。而作為PI，具備能獨立且能夠專注於研究的工作環境是必備條件。

或許可以將常軌制度稱為，為了獨立研究的助跑階段。如果獨立研究沒有問題的話，就提供終身制教職。在歐美國家，這種制度早已有之，是一個很好的選拔系統。但是，這個系統能否發揮作用，取決於其他制度是否與之相匹配。

如果沒有徹底的改革，科研失速狀況還將持續

筆者曾擔任大阪大學生命科學常軌制度運營負責人。因此深刻感受到，至少在生命科學領域，為了在日本推行常軌制度，必須對大學的存在方式進行徹底的改革，包括教育、研究、事務等低效率的僵化運營系統在內。簡直令人不知該從何入手。

正如文部省在《科學技術改革政策》中提到的一樣，「年輕人才的職業發展體系改革」和「促進多樣化人才活躍及人才流動」十分必要。但遺憾的是，誰都明白這個道理，卻遲遲不見進展。即使不斷進行討論，也會得出相同的結論吧。如果只是重複提議，卻不能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那麼日本大學發展失速的情況還將持續，政府提倡的「改革創新」也不可能實現。或許有人覺得這種說法過於悲觀，但筆者認為，之所以形成了如今這種悲慘現狀，就是因為人們用毫無根據的樂觀來粉飾大學的末路。

（2018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