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奧運,應追求「政治效用」最大化

社會

韓國平昌冬季奧運推動了朝鮮半島南北和解。人們常常詬病奧運被政治利用,但它到底能不能完全和政治脫鈎呢?專業研究媒體史的筆者將帶大家回顧歷史上奧運的本質,探討東京奧運在媒體社會中的理想狀況。

在今年2月舉行的平昌奧運上,日本國家隊奪得了冬季奧運參賽史上最多的13枚獎牌(4金、5銀、4銅)。目前距離2020年東京奧運開幕還有兩年時間,而報紙和電視已經開始著力點燃國民的奧運熱情。

筆者對滑雪、滑冰並沒有太多的興趣,相較於比賽轉播,更關注北韓代表團的動向等有關朝鮮半島的國際政治新聞。實際上,或許應該說是預言的自我成就,平昌奧運提出的「激情同在(Passion. Connected)」這一主題思想最終促成了朝鮮半島南北首腦會談。即便是在今天,效仿古希臘「神聖停戰」形式打造的「和平盛典」無疑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效用。

「媒體奧運」=攬客商業時代的終結

說起來,包括奧運在內的許多體育大賽,都是為了讓報紙和電視等大眾媒體報道而舉辦的。這種報道是「製造出來的新聞」,也就是丹尼爾·約瑟夫·布爾斯廷(Daniel Joseph Boorstin)所說的「假事件(pseudo-event,以廣泛報道為前提,人為製造出來的事件)」。

如果從媒體論角度來考慮,那就不能說在奧運賽場的實際觀戰是「真實體驗」,在客廳收看電視轉播是「虛假體驗」。莫如說正好相反。在賽場觀戰近似於旁觀電影外景拍攝。或許能夠切身感受現場的熱情,但並不能縱觀所有劇情內容。而在電影院觀看完整的電影作品,則與在客廳通過電視觀看奧運的體驗相對應。到底哪一種才算「真實體驗」,或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如果是看電影,在影院觀看似乎比旁觀外景拍攝更具本質意義。換而言之,相較於在賽場觀戰,在客廳看電視更能稱得上是真實的奧運體驗,這就是所謂的「媒體奧運」。

如果是這種「媒體奧運」,那麼奧運門票當然就賣不掉了,舉辦城市的飯店也不會客滿。現在,東京正在如火如荼地興建飯店,但是只要「媒體奧運」狀況不發生戲劇性的變化,我們就只能祈禱這些過剩的住宿場所不要變成負遺產了。順便說一句,奧運閉幕50年後的2070年,預計日本人口大約為7000萬,老齡化率應該已經超過了40%。針對如何妥善維護管理新國立競技場等超大型設施的問題,到底有沒有制定長遠規劃呢?

在這一點上,恐怕我們應該更多地傾聽建築家磯崎新的主張,他斷言通過電視觀看奧運根本不需要運動場館。2014年11月,磯崎曾在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舉行記者會,建議在皇居前廣場的臨時會場舉辦奧運開幕式。他提出,在以江戶城石牆為背景的廣場上舉行符合媒體時代特徵的、具有整個都市廣度的開閉幕式,讓10億人都能實時共享,而不是把10萬名觀眾關在體育場內(磯崎新《偶有性操縱法-是什麼導致新國立競技場問題陷入了迷途》青土社,2016年)。這種觀念,恐怕才是立足於可持續體系的少子老齡化時代應有的奧運構想。

總而言之,由於東京奧運以後的舉辦地,也就是2024年巴黎、2028年洛杉磯事實上都確定是無競爭者,所以將奧運作為「舉辦地」攬客商業的時代已經終結。這是各個城市判斷自身無法承受新的設備投資負擔,紛紛表示退出競選的結果。

會徽問題所見奧運的廣告事業側面

即使奧運作為攬客商業的時代已經結束,但它還將作為媒體社會的廣告事業繼續生存下去。2015年7月曝光的「奧運的會徽問題」或許可以算一個例證。平面設計師佐野研二郎的作品作為官方會徽公佈後,「剽竊」疑雲在網上迅速傳播,主辦方不得不取消其資格,重新徵集設計方案,最終確定了現在的會徽。這一醜聞也是象徵奧運進入媒體社會時代的一個事件。

從媒體研究者的立場來看,「剽竊」等侵害著作權的行為自然不需要討論,但「模仿」和「引用」卻不一定應該遭到否定。法國社會學家加布里埃爾·塔爾德(Jean‐Gabriel de Tarde)在《模仿的定律》(1890年)一書中提出,發明和模仿並非對立概念,兩者之間只有一線之差。原因在於,既然「社會即模仿」,那麼包括無意識的情況在內,不被模仿的人類行為就不會成為社會科學的對象。

從歷史角度分析了此次「剽竊疑雲」結構問題的研究者加島卓先生在《奧運設計營銷-從會徽問題到公開設計》(河出書房新社,2017年)一書中,就設計與藝術的區別提出了以下觀點。訴諸於客戶和用戶「用途」的東西是設計,交由評論家和鑒賞家的「觀點」評判的東西是藝術。下面,筆者將從作為釋放愛國主義情緒的這種「用途」,而不是體育運動的「觀點」出發,探討奧運這種媒體活動。

作為模擬戰爭的「愛國主義盛典」

在關於平昌奧運的報道中,作為「愛國主義盛典」的色彩顯得格外突出。譬如日本隊獲得了銅牌的女子冰球比賽的電視轉播。瞬間最高收視率達到了驚人的42.3%,但能夠準確理解這種「冰上國際象棋」比賽規則的日本人應該不到1%。絕大部分觀眾根本不關心什麼比賽規則,只是日本隊的表現激發了他們的昂揚激情。或許我們可以為這個高收視率賦予各種意義,但不應該對模仿國民國家間戰爭展開的對戰遊戲這種性質避而不見。

說起來,奧運原本就是文明的「模擬戰爭」。在甲午戰爭爆發的1894年,倡議「重開」奧運的顧拜旦男爵設立了國際奧委會(IOC)。兩年後,第一屆現代奧運在希臘雅典舉行。古希臘奧林匹亞祭典也曾是與戰爭密不可分的一個活動。按照荷馬的《伊里雅德》中「帕特洛克羅斯」的葬禮比賽章節記述,奧林匹亞祭典來源於阿基里斯為悼念在特洛伊戰爭中死去的好友帕特洛克羅斯而舉辦的運動會。顧拜旦對運動會舉辦期間禁止襲擊參賽選手的古希臘「神聖停戰」進行了理想化處理,稱之為「和平盛典」。

當然,「停戰」指的是停止戰鬥的狀態,並不意味著否定戰爭和不存在戰爭。作為愛國人士的顧拜旦顯然不能從法國在普法戰爭(1870〜71年)中敗給德國的屈辱中釋懷。運動員作為「國家代表」而非「個人」參加比賽的現代奧運,從一開始就被視為「另一種手段的戰爭」。1900年,第二屆巴黎奧運在顧拜旦的祖國法國舉辦,同一時期,中國爆發了義和團運動引起的庚子事變。就在法、美、英、德、意、奧、俄、日八國聯軍對北京發起總攻的同時,同盟國的運動員們正在巴黎興致勃勃地玩著優雅的模擬戰爭。巴黎奧運的比賽項目包括熱氣球比賽、滅火比賽、拔河、賽車、鷹獵,甚至有「射擊飛鴿」項目。當然,鴿子是「和平」的象徵。

相較於政治利用,更應注意「政治效用」

社會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認為,體育運動本身就是在需要控制感情的現代社會中,作為宣洩感情的出口而被創造出來的「文明化」裝置。尤其是格鬥項目,作為一種可以對實際生活中被禁止的暴力慾望加以補償性昇華的儀式,一直深受人們的喜愛。因此,包括細節在內,運動員的服裝和舉動全都受到了宗教儀式般的具體規定。這種受控的暴力,是文明而非野蠻的象徵。

如果說體育是暴力的文明化產物,那麼其中有戰爭的投影應該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吧。時至今日,體育報道仍經常使用「前哨站」「決戰」等戰爭用語。或許可以認為,人們是通過體育將人類的爭鬥本身昇華為遊戲,從而避免了現實中的戰爭狀態。

要抨擊這種作為模擬戰爭的奧運「被政治所利用」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譬如說,我們有必要確認模擬戰爭所具有的「政治效用」。在20世紀的大戰中,雙方將敵對者視為「非人類」,釀成了滅絕敵人的奧斯維辛和廣島的悲劇。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沒有舉辦奧運,當然也沒有實施奧運停戰。尤其是日本人,或許應該將1940年「幻滅的東京奧運」作為「無停戰的舉國大戰」(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象徵銘記於心。

另一方面,無論在多大程度上屬於政治意義上的「另一種形式的戰爭」,體育運動本身和認為全殲敵人是正當行為的大戰是完全不同的。因為它本身是一種模擬戰爭遊戲,無論重覆多少次,都不會否定與對手(敵人)戰鬥的可能性。假如可以用賽場上的遊戲來替代戰場上的破壞與殺戮,這難道不是充分文明化的結果嗎?

在認清2020年東京奧運也是模擬戰爭之後,就需要最大限度實現文明化「利用」的「設計能力」。當然,也可以是「模仿」。東京奧運能否成為達成某種目的的「政治手段」,恐怕我們首先應該捫心自問。

(2018年5月7日)

標題圖片:韓國和北韓代表團入場參加平昌奧運閉幕式,2018年2月25日,韓國平昌(時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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