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界醜聞層出不窮:須杜絕騷擾事件,迎接東京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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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日本拳擊聯盟違規使用補助金、女子體操選手遭到職權騷擾、日本男籃國家隊隊員集體嫖娼等職業體育界醜聞層出不窮。如何才能改善風氣?

騷擾風險不斷升高

2020年東京奧運帕運(以下簡稱東京2020)將在兩年後拉開帷幕,而如今,日本體育界正深陷醜聞的風暴之中。著眼於迎戰奧運和帕運,強化選手指定以及國家隊運動員的選拔工作已經啟動,選拔方和被選拔方之間的權力關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教練員千方百計想要提高運動員的競技水準,而運動員只能完全服從,即使過程中存在道德問題。

同時,作為一般觀點而言,各種騷擾行為都是在加害者與被害者的權力關係中產生的。未來兩年內,日本體育界發生暴力和職權騷擾、性騷擾等問題的風險級別恐怕將達到空前的高度。

另一方面,一般社會對騷擾行為的價值觀,以及對性少數人群等社會多樣性問題的價值觀正在發生急劇變化。然而,各種競技團體的體制似乎並不能應對這些社會變化。

業餘競技團體都是「小企業」

笹川體育財團2016年實施的中央競技團體現狀調查顯示,接受調查的62個中央競技團體中,有11個團體的沒有正式雇員,22個團體正式雇員數不足五人,14個團體不足10人。相當於75%的組織的正式雇員人數不足10人,如果按普通的企業類型劃分,屬於中小或小企業。

從組織的年收入來看,收入不足1億日圓的團體最多,共計14個,全部62個團體的收入中位數值為3億5300萬日圓。考慮到中央競技團體除了國內業務外還承擔著向國際比賽派遣代表團等國際業務,那麼實在難言他們建立了完備的組織體制。從這種現狀而言,如果不拿出動真格的態度去開展杜絕和預防醜聞的工作,那麼各個組織恐怕就會消極應對。

拿到的奧運獎牌相當於肯定了「斯巴達式教育」

此外,體育界還存在以下的結構性問題。

中央競技團體掌握著運動員能否進入國家隊的決定權。同時,教練和運動員之間也容易產生權力關係,還有人們通常說的前輩與後輩之間的上下關係(權力關係)。

在這些關係中,如果「取勝」的價值被賦予至高地位,其他的價值觀遭到拋棄,那麼就會出現為了取勝而進行不恰當的指導,或者提出無理要求的情況(勝利至上主義)。

如果運動員的大半人生都在參與競技,那麼競技團體的團隊凝聚力(吸引個體成為團隊一份子的力度)就會提高。在這種競技相關人員占比較高的組織裡,大家會優先考慮維護社會威信和形象,不符合方針的少數意見將遭到摒棄(集體主義)。

競技團隊的管理能力低下,是因為組織的決策者是按運動員時代的成績,而不是管理能力來選拔的(成績主義)。

這種體育界特殊風氣得到縱容的背景原因在於,社會上存在一種近乎無奈的容忍態度,認為「體育就是這樣」。或許可以說,這在某種意義上是1964年東京奧運留下的負遺產。在戰後第19年舉辦的這次奧運上,戰敗國日本用一種可見的形式向世界展示了戰後的重建面貌,用擊敗戰勝國選手的方式再次找回了自尊。通過斯巴達式教育拿下的獎牌相當於肯定了這種訓練方式,使之作為日本典型的訓練理論在整個社會得到了普及。

不過,關於這一點,也出現了變化的徵兆。以2020年東京奧運的召開為契機,近來開始出現了對體育界的運轉體制持否定意見的報導。然而,這些報導也只是停留在對不斷出現的個別事例加以批判的程度,並沒有將之視為貫穿整個體育界的結構性問題,進而發展為聚焦其根本問題的大討論。

業餘體育界的主要醜聞和風波(2018年)

1月 輕艇 某男子選手在去年9月的日本錦標賽期間在競爭對手的水壺內投下禁藥的行為曝光,遭到除名處分。
2月 滑冰 在平昌奧運期間,某男子短道速滑選手興奮劑檢測呈陽性。遭到取消比賽資格處分。
4月 摔跤 日本摔跤協會強化本部長因對多次奪金的女子選手實施職權騷擾行為而辭職。
羽毛球 豪強企業俱樂部的前教練因挪用女子選手的獎金而遭到告發。
5月 游泳 某男子游泳名將在3月的興奮劑檢查中被確定呈陽性反應。遭停賽處分,被取消雅加達亞運參賽資格。
橄欖球 日本大學選手在與關西學院大學的例行比賽中實施違規擒抱截球行為。下達指令的教練和領隊在7月遭到懲戒處分。
8月 拳擊 日本拳擊聯盟涉嫌違規使用補助金,會長和全體理事辭職。
劍道 居合道升段審查過程中曝出違規收受禮金問題。
體操 某男教練因在訓練中對女子名將實施暴力行為而遭到取消教練資格處分。
籃球 雅加達亞運期間,4名男籃運動員集體嫖娼,被取消國家隊隊員資格,並禁賽一年。

通過外部評價提升管理能力

儘管筆者十分期待競技團體能自行認識、認真面對體育界這種特殊性和結構性問題,但從現實角度而言,或許比較困難。除了組織基礎脆弱外,還有一個原因是現在大家都在忙於處理為迎接2020年東京奧運的各種協調和準備工作。但絕不能對這種狀況置之不理。今後發生道德問題的風險很可能會進一步提高,必須避免更多運動員遭到傷害。

同時,就算東京奧運一帆風順,日本的體育界也有可能從這個頂峰開始步入衰退期,為了避免這種事態,提升競技團體的管理能力或許是必要條件。這是東京第二次承辦奧運,如果留下的遺產只有體育場館和基礎設施的擴充,那真會令人感到悲哀。包括處理道德問題的能力在內,應該將提升組織管理能力作為一項奧運遺產留給子孫後代。

作為提升競技團體管理能力的一個辦法,可以考慮創設獨立外部評價認定機構。除了不能期待體育界自我淨化這個理由外,縱觀整個社會而言,其實我們早已建立對組織進行評價、對行業活動實施監督的體系。比如,為了保障經濟活動的自由公正,政府就設立了公正交易委員會這樣一個機構。另外,學校教育法規定,全國國立、公立和私立大學要在7年內獲得經文部科學大臣認證的外部獨立機構授予的評價認證。換言之,對組織進行評價認證、對行業實施監督的體系已經是現代社會的標配,沒有必要消極看待將這種體系引入體育界的做法。

創設這種機構,或許有多種途徑。比如,體育廳在2017年度推出「體育界治理強化事業」,開始實施現狀調查,並著手開發關於組織運營的統一評價指標。人們期待這些事業的成果成為有助於未來創設相關機構的重要財富。不過,針對是否應該以行政機構的形式去創設新的評價認證機構這個問題,似乎還存在意見分歧。如果要尊重體育界的完全自治,那麼也可以像大學的認證評價機構那樣,以民間組織的形式,由經過文部科學大臣認證的機構來扮演這個角色。

也有市民組織監督競技團體的例子

還有從市民監督活動起步,最終構建起監督體系的辦法。在韓國,為了保障國中女子游泳運動員的學習權,一些社會人士於2002年設立了名為體育市民聯盟的組織,對大韓體育會等體育主管組織的活動進行監督評價。現在,該組織的工作受到了社會高度關注,已經對韓國體育政策的決策過程具有了影響力。

在加拿大,有一位曾遭到教練性虐待的冰球運動員推出了一項旨在杜絕體育界性虐待問題的教育課程。這個課程名為Respect in Sport(體育的尊嚴),通過在網上向教練和監護人發送視訊資料來實施教育啟發,學完課程的人員和團體將被允許使用Respect in Sport的標誌。截至2011年,加拿大冰球協會已經規定全國所有冰球教練都有義務學完Respect in Sport課程。

我們何不嘗試以2020年東京奧運為契機,發展壯大這種市民監督活動,使其具備評價認證功能?如果能實現這一目標,那麼不僅是體育界,想必我們還能向國內外展示整個日本社會的成熟度。

標題圖片:開完臨時理事會後,日本拳擊聯盟的山根明會長接受媒體採訪,2018年8月7日,大阪市澱川區(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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