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啟正的基調演講：日益重要的中日公共外交

中美對“公共外交”的定義不同

中國開始使用“公共外交”一詞不過5─6年的時間，以前用得更多的是“民間外交”。2011年，我訪問了美國、日本和韓國，就“公共外交”進行了調查研究，切實感覺到它的必要性。

美國人說公共外交是他們的發明，其實並不盡然。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有“公共外交”這個詞，美國人只是把它放進教材裏進行了定義而已。但是，美國的這個定義跟中國人或日本人的定義並不盡相同。

傳統的定義認為，公共外交就是政府出資的宣傳事業，讓外國人對自己產生好感、影響外國人對本國的印象。比如，美國之音、福布萊特(Fulbright)學者邀請計劃等等，都是政府出資，目的是讓對方國家對自己有好感。這些也都是必要的，但是隨著國與國之間的移動成本下降，民間也肩負起了向外國介紹自己、宣傳自己的責任。

另外還有以加強國際的相互理解為目的、以民眾為主體開展的公共外交，今天的研討會就是一個具體例子。目的明確，就是討論中日外交、中日友好關係。

趙啟正先生

另一方面，美國人發明了一個詞叫“二軌外交”。這個詞的意思是退休後的政府官員和媒體之間的交流，或是外交官回國後也繼續和駐在國政府及民間開展各種交流，這也是一種民間外交(*1)。

易受輿論影響的中日公共外交

其次，我想強調的是，中日之間的公共外交或者說文化外交有著重要意義，因為中日兩國政府都容易受到輿論的強烈影響。

以中國的高鐵為例，本來中日合作是條捷徑。日本朋友也反覆提出，“京滬高鐵就讓日本來做吧”，甚至連中國鐵道部也是這樣想。但要是中國鐵道部真的這麼做了，就會成為眾矢之的。結果是從三個國家引進高鐵。這樣做很麻煩，因為零部件都不一樣，需要準備大量的備品，還要分頭培養很多的技師。試運行的時候，還必須兼顧到各方。

但是，鐵道部不得不那麼做，原因是日本的技術確實比較便宜，但是要是只買日本的列車，會引起輿論的強烈反對，可能日本也有類似的情況。正因為此，我想強調公共外交在中日之間尤為重要。

中日關係的複雜性

中日關係比中美、中歐關係更為複雜。為什麼？因為這裏面還有一個美國因素，美國對中日雙方的關係都發生著影響。在文化上，中日之間非常接近，更容易理解，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交朋友，比跟美國人更容易溝通。要是彼此說話聽不懂，還能用漢字筆談，而且地理位置上也更接近。

但是，在政治關係和軍事關係上，美日之間走得更近，中國則被遠遠撂在一邊。如果把政治、文化、經濟放在一起來看，到底應該重視哪個？如何處理彼此的關係？在這個問題上，日本會受到美國的影響。中國人常說，“世界上有兩個國家最聽美國的話——歐洲的英國和亞洲的日本”。所以我們在處理對日關係的時候，一定要考慮美國的因素。

日美聯合軍事演習的地點越來越靠近中國，中國老百姓對這一點反應強烈。美國大驚小怪說中國已經擁有航母了，可惜這航母還不是中國製造的(*2)。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就已經有航母了，而中國到今天連一半的航母都製造不了。

中國民眾喜歡給政府挑刺，可就是對政府在軍事領域的投入卻沒人提反對意見。為什麼？因為日美聯合軍事演習都演到黃海了。也許你們會說假想敵是北朝鮮，但中國人卻認為這種解釋十分可疑。因為北朝鮮那麼弱小的國家，拿它當假想敵情理不通，所以大家自然會想：軍事演習說到底還是演給中國老百姓看的吧？要是問中國老百姓，“你覺得日美軍事同盟對於中國來說是威脅嗎”，大多數人都會回答“是”。

都說美國人採取的是“接觸（ Engagement ）”和“遏制（Containment）”相結合的“圍交（接觸加遏制，Containment +Engagement = Congagement）”政策，這就像開汽車，一下子踩剎車，一下子踩油門。如果沒有美國因素夾雜在裏面，中日關係相處起來會容易得多，這是中方的基本認識。

多種原因造成中日雙方的好感度下降

民眾層面的關係更加複雜。每年，中日雙方都舉行聯合民意調查。調查顯示，去年日本人對中國的好感度是20%，而中國人對日本懷有好感的也只有30%。

日本人對華好感度不高的理由很多，其中一個是意識形態上的問題，日本是民主主義國家，中國是共產主義國家。日本是多黨制，中國是共產黨領導。不過，意識形態的問題對於一般日本人的影響真的有那麼大嗎？

相比而言，可能還是中國人去日本旅行，亂扔垃圾等文明禮貌做得不好造成的影響更大。但如果是因為亂扔垃圾造成日本人對中國人印象不好的話，那只要中國人改進自己的行為就可以了。當然這需要時間，不能立竿見影。但要是意識形態的話，中國在政體上是不可能讓步的，也不會輕易改變。

中日之間的交流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人員往來也十分頻繁。每個中國人都要意識到，個人的行為舉止會影響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印象。日本人來中國時也是一樣，中國人是通過來訪的這些人了解日本的。為此，必須要提高中國公眾的國際意識，要讓大家意識到，在我們所置身的時代，每一個民間人士其實也都是公共外交的擔負者。

左起王敏女士、小倉和夫先生、趙啟正先生

提升中國公眾的國際意識

3月14日政協閉幕，我在總結中說，中國公眾的國際意識要與時俱進，海外媒體對此也進行了報道，很多人表示支持。

不過，也有人不同意我的發言。為什麼？因為儘管中國的GDP基數增大了，需要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可是中國的人均GDP仍然很低。

比如說，聯合國維和行動，過去中國很消極。聯合國秘書長蓋里曾經說過：“上海那麼多的高樓大廈，少蓋一個節省下來的費用就能去維和了。”但當時的中國做不到。不過，現在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中國對維和行動最為熱心。不過，中國公眾有人反對，說有必要投那麼多的錢去維和嗎？

東日本大地震之後，中國老百姓對日本的反應總體來說很好，給災區捐款，向日本運送汽油和帳篷等等。為什麼能做到這些？這是因為有人說，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時候，日本給了中國很大的援助，這次該輪到我們幫助日本了。

日本政府控制不了日本的輿論，中國也一樣。報紙也是，現在的中國，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只用一個聲音說話了。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和日本走的路不一樣，但也在不斷進步。所以中日之間的公共外交尤顯重要。

共同吸取福島核電廠事故的教訓

福島發生核電廠事故的時候，中國向日本伸出了援手。因為那不並是隔岸觀火的事。這次的記者招待會上，《朝日新聞》的記者問我“怎麼看這次的福島核事故”？我回答說，福島的核電廠事故完全是一個設想之外的事態，當初在設計階段，根本沒設想過備用發電機會被水淹。日本這次付了高昂的學費，但從中得到了的經驗和教訓，這些經驗教訓可以供全世界的人引以為戒。福島第二核電廠就沒有發生重大事故，只要搶修好電源，就不會釀成那樣大的慘禍。

日本的核電廠事故發生後，中國對境內所有的核電廠都進行了安全檢查。在考慮中日之間新的合作時，還應該同時考慮：假如日本放棄核電，會不會發生電力不足等能源問題？而另一方面，如果繼續使用核電，又將會有多大的風險？中國做核電，以前沒有民眾反對，但是福島的核電事故發生後，國內也開始出現不少種種反對的聲音。所以在這方面，中日也有很多事可以攜手去做。

不能浪費時間。日本是美國的盟國，所以對我的說法你們不一定贊同。我覺得，要是中日不和，就會被美國人利用。中國並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要和美國唱對台戲，跟一個強大的對手作對沒有任何好處，但也不能什麼都聽由美國擺佈。

從雙邊走向多邊的民間交流

總不能因為美國說了一句“加入TPP吧”，就唯唯諾諾地說，“好，那我就加入TPP”。由於國情不一樣，我也理解日本的立場。中國也並不是說為了對抗日本而有意不加入TPP（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中國還在考慮當中。

正因為中日在國與國的交往上，受到美國如此強烈的影響，所以更需要強化民間交流。實際上，中美之間的公共外交，比中日間做得更好。美日關係也遠比中日關係良好。所以我認為，中日之間不僅要在雙邊，還應該在多邊層面加強民間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