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日中之間內在二重性”問題的討論——小倉和夫‧趙啟正

在關於日中兩國的“公共外交”問題專題研討會上，日方代表、前國際交流基金理事長小倉和夫與中方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外事委員會主任趙啟正分別發表了基調演講。隨後，與會者就日中雙方內在的“二重性”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小倉指出中國具有“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與開發中國家”這兩種身份的二重性，同時他又強調日本不擅長歷史性垂直思考，存在著“不能簡單否定過去”的問題。

趙主任承認中國具有經濟大國和開發中國家這樣兩個不同側面。他說考慮到“中國國民對政府的批評和不滿”，中國將根據國際要求和輿論動向審慎處理。另外，趙主任談到中日關係時說：“這就如同培育盆景一樣，不澆水不行，水​​澆多了也不行。”他強調中日之間尚未取得足夠的相互理解，故而必須妥善、慎重地培育相互關係。

小倉也在與戰後德國對比之後指出，總的來說，日本在對待過去歷史的態度上存在著曖昧性，並強調了包括這個問題在內的日中兩國相互對話的重要性。

小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開發中國家的二重性

中國是一個大國，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另一方面，中國堅持自己屬於第三世界、屬於開發中國家的立場。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為了保證國際基本秩序而設立的，擔負著相應的責任。但是，開發中國家不滿意於發​​達國家所制定的現行世界經濟秩序和政治秩序，處於要求改革現狀的立場。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腳踏兩邊的國家，應該怎樣把握好平衡關係呢？究竟應該怎樣理解中國所謂的公共外交呢？

趙：左右為難是事實，也要考慮開發中國家的要求

這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小倉先生的發言一語中的。

中國是一個人口多面積大、國內生產毛額（GDP）位列世界第2的經濟大國。而且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又是一個政治大國。但是，在世界人均GDP排行榜上，中國排在100位之後，與辛巴威差不多。

從前，中國在第三世界有許多朋友。都屬於貧困國家，故而相互之間存在著一種連帶感。但是今天，第三世界國家會說：“中國已經富裕了，不能代表我們（第三世界）的聲音。中國還是向日本學學，多為我們提供些援助吧。”中國與日本的GDP相近，但是日本的人口僅僅是中國的10分之1，日本的國力遠比中國富足殷實。

包括為世界作貢獻在內，中國尚保持著自身是開發中國家的心態，因此就產生出來一種疑問，“我們自身還很貧窮，怎麼就必須幫助世界呢？”另一方面，從已開發國家的角度看，會認為“中國已經取得了經濟增長，希望中國履行更多的國際義務。”包括分擔聯合國費用在內，國際社會對中國提出了相應的要求。

在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上也一樣。因為中國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CO2），故被要求繳納相應的資金。與美國以及歐洲自100年前開始排放的情況不同，中國是剛剛開始排放的。所以我們主張“有差別地負擔責任”，但是在國際社會上，中國處於夾在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之間兩難的狀態。也許中國的反應不夠迅速。這是因為，中國必須綜合考慮各種因素。

季辛吉批評中國增強軍事力量

我與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博士在美國舉行的民間外交會談時，被問及中國年年增加國防經費一事。他批評說增長比例達到了兩位數，中國一邊高唱平和發展，一邊謀求增強軍事力量。

美國軍事力量高居於中國遙不可及的高度。中國現在的軍費開銷僅僅只有美國的10分之1。但是，美國怎麼說呢？美國說中國不透明，實際經費應該更多一些。但是，即便是姑且追加上被懷疑的部分，中國仍然不及美國。現在，中國軍費達到與日本軍費相仿的規模，日本便感到非常的不安。

但是，中國與美國不同，陸上與14個國家、海上與15個國家相毗鄰。與這些政治、軍事力量各不相同的國家相鄰，其中還包括印度、巴基斯坦、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等幾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情況非常複雜。

中國的陸上國境線超過了1萬公里，而海上邊境更長。即便是與日本相比較，也是非常複雜的。比如，臨近蓋達組織的地盤，還受到來自秘密販賣毒品組織以及東北亞的各種影響。另外，還有諸如武器更新所需經費、軍人提高薪金等因素。

中國國民對政府提出諸多不滿和批評

中國以服裝產業為中心，出口衣服和鞋襪等。另一方面，已開發國家的服裝企業則紛紛向中國轉移，否則就面臨倒閉的危險。但是，企業轉移隨之帶來產業空洞化問題。開發中國家也同樣提出反對。因為中國產品的價格便宜，使他們喪失了商機。中國仍然處於兩面受擠、左右為難的狀態。

而中國國民也向中國政府發出了不少怨言和批評，中國“為什麼不能像俄羅斯那樣強勢呢？”“為什麼不能像日本首相那樣講‘價値觀外交’呢？”“為什麼不能以更強硬的態度對待日本？”等等。中國政府必須認真地思考國際要求和輿論，慎重地對待問題。

德國駐華大使說，“我不接受‘中國是開發中國家’的說法。”對此，我打個比喻說，“中國祇有兩件西裝。”這就是北京和上海，也就是只有奧運會和世博會這兩件西裝。裏面卻什麼也沒有,世人看到的就只有外衣。你到中國內地去走走看看，轉瞬之間就可以發現遍地襤褸。

左起，王敏女士、小倉和夫先生、趙啟正先生

中日關係就像是“盆景”一樣

從傾向上看，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日本人抱有好感，但是普通國民則不然。日本的政界和學會都表示中日關係很重要，但是日本評論家田原總一朗先生，在從東京對我進行電視直播採訪時則說，“趙先生，是不是可以這麼理解，正因為日中關係存在問題所以才需要倡導日中友好呢？”我並不這樣認為，但實際上與中日友好相比較，日本確實不怎麼提美日友好、歐日友好。

前不久，發生了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言論事件。我認為中國人對待戰後居住在中國的日本殘留孤兒非常友善。但是，關於南京大屠殺，無論是30萬人還是20萬人，即便是數字不一樣，也是一個不容否定的事實。日本的政治家不考慮日本政府的整體態度，而屢屢出言不遜，導致了中日關係惡化。我在各種場合都說過這樣的話，中日關係就像一盆盆景，不能不給它澆水，但是，水澆得太多了也不行。

與之相比，中美關係經歷一些風吹雨打也沒有問題。中國人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殺害了大量中國人的日本抱有不滿心理，我看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為什麼日本人對中國人抱有不滿呢？”中國人難以理解。而這一點，也正是中國的公共外交需要面對的課題。

小倉：日本人缺乏歷史性垂直思考

中國正面臨一個巨大變化的階段。對於這樣一個階段，趙啟正主任使用了“二重性”這一提法，日本也有必要對此予以充分的理解。當今這一輩的日本人習慣於進行“日中、日美、日韓比較”這種水平式的思考，但是，不善於垂直式的思考——以歷史的觀點看待問題。

這對於日本人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因為日本人不怎麼思考日本在歷史之中應有的狀態。上網際網路搜索一下，無論什麼東西都可以查到。但是，網路的最大缺點就在於能夠搜出大量現在的事情，卻搜不到過去的經驗。

相對而言，中國人對任何事情都會放到悠久的歷史中去思考。日本沒有“歷史認識”這個詞。當然了，人為創造的詞彙是有的，只是日本人日常語言中沒有。知識分子雖然以歷史的觀點思考日本應有的狀態，但是近來的日本國民不太那樣思考。這好像也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吧。

中國人總是把中國置於歷史之中進行思考。“日本的政治家為什麼老要說些對中國缺乏了解或是錯誤認識的話呢？”這是因為以歷史的觀點看問題的人，在今天的日本已經變得少之又少了。

容易否定過去的中國，難以否定過去的日本

日本人今後必須通過與中國人更多的交往，學習在歷史之中看待問題的方法，而不僅僅是分辨過去的善惡。

中國屢屢改朝換代。因為政治制度變化劇烈，於是就產生了否定連續性的思考方法。比如，中國人比較容易就能夠說出“清朝腐敗，革命正當”這樣的話來。但是在日本，天皇制延續了近1500年。雖然也出現了鎌倉幕府、德川幕府的時代，但是天皇制這一日本的象徵延續了1500年之久。從這個角度上說，否定過去，對日本人而言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中國的情況不同，在中國不否定過去就不能建立新的王朝，所以否定本身具有重要的意義。而日本就做不到100％地否定過去。這其中也存在著日本的二重性問題，與中國不同意義上的二重性，即日本具有“連續與變革、變化與連續”這樣兩個方面。這使得日本的“歷史認識”變得非常複雜，所以，我認為中日之間相互理解各自不同的二重性是非常關鍵的一點。

戰後的德國與日本的不同之處

最後，我要提起一件逸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是誰在降書（instrument of surrender）上簽字的？很多人已經忘記了，但是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仔細比較一下日本與德國。德國的情況是，在降書上向同盟國簽字投降的不是德國政府。因為，同盟國不承認當時的德國政府，在降書上簽字的是德國軍隊。總而言之，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已經完全消亡了。在法律上，新生德國與過去的德國沒有關係。因此，由現在的德國出面清算過去，是非常有意義的。

而日本的情況是，在降書上簽字的不只是軍隊，日本政府也簽了字。也就是說，同盟國承認日本國政府的存在。日本的國家沒有崩潰，這就存在著連續性。從這點上說，德國與日本存在著根本性的不同，日本政府依然牽扯著過去。

如同中國現在對“兩個中國”的二重性煩惱一樣，日本也身在連續和變革之中煩惱不已。日本這個國家並沒有在1945年8月15日崩潰，仍然延續至今。因為戰爭責任問題繼續存在，所以必然選擇使戰爭責任所在曖昧不清。例如，在“天皇負有怎樣的戰爭責任？”“把戰爭責任只推給一部分軍國主義分子就能了事嗎？”“怎樣對待參與戰爭的普通日本人？”等等問題上，始終擺脫不了曖昧。

正是因為存在著這樣的曖昧性，才會出現各種日本人在各種各樣的場合以各種各樣形式的發言。連續性固然重要，但是我以為，堅持正視歷史，當反省處即反省的態度，這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包括這個內容在內，今後的日中之間的對話非常重要。